“70後”“80後”的文學價值觀質疑
新評論
作者：牛學智
文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其實並不是文學史教材上的那個模樣，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文學，更是如此。飯桌、麻將桌上，以及在棋牌室、娛樂中心、散步聊天中，我們談得最多的東西，除了釣魚島爭端、核設施、股市行情、金融危機、房價暴漲、強拆和腐敗之外，假如還有那麼一丁點空隙的話，那麼不妨讓文學來裝點。裝點這一空隙的當然並非魯郭茅巴老曹，也未必是史鐵生王安憶賈平凹張煒韓少功等，如果不是莫言獲了諾獎，莫言也恐怕未必成為談論的主角。那麼，究竟是什麼呢？我的了解而言，多半是知青文學中那個偏遠的鄉村故事及其那個叫小芳的姑娘、“60後”作家用於解構曆史的那個荒誕細節，或者《綠化樹》、《紅高粱》、《白鹿原》等早已拍成電影的情節。目前的，或許再加上《手機》，以及充斥熒屏的“紅色經典”和韓劇、《小時代》、《致青春》、《杜拉拉求職記》等被圖像化、搞笑化了的獨屬於經濟社會熱點的文學資訊，保守一點估計，差不多也就到此為止了。這就很讓人納悶，理論批評家和文學編輯那裏，幾乎每天上演著的“70後”、“80後”文學，雖然或許支撐過一些碩博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結構，但究竟有多少是下降到普通文學人口的日常生活的呢？的確是個需要提上議事日程來討論的問題。我們不妨模仿富裏迪的句式追問一下，今天充任時代主體的“70後”、“80後”文學都到哪裏去了？
基於這個微觀考慮，我看有必要盤查一下這兩代人的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現狀。
一、起於並止於個人故事的“70後”創作
老實說，“70後”作家、詩人的創作我讀得不多也不透，但身為“70後”之一員，是其共同體，不能說一點兒也不知道。
首先，他們是“個體化”文學理論觀念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說受益者，是因為他們大多起家於90年代中後期，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他們創作基本鋪開、引起文壇廣泛關注的時期，有些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還獲了大大小小的獎項。一旦獲得了類似於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或“駿馬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在中國，就仿佛真的功成名就了，哪怕是入圍、提名，也都很了不起，地方作協、文聯、媒體等，總會大肆宣傳一番，其本人也覺得是個大事兒。然而，在更寬一點的閱讀麵來看，獲不獲獎，與其實際的閱讀效果似乎真的關係不很大。起先，那種本來屬於“60後”、並由“60後”首先發起解構他們的敘述壓力“宏大敘事”的“個體化”理念，沒想到，在“70後”這裏接受起來更順當。於是，整個“70後”創作價值期許，差不多就是對個體化創作理念的詮釋。他們在這樣一個理念下，不但成功了，而且還好像有了一個劃時代的美學標誌。但是，這些人的確太經不起捶打了。幾乎一夜之間，不斷跟進的“70後”像是如獲至寶的樣子，順流而下、漂流千裏，在他們最熟悉的時代，在最熟悉卻問題最多的時代，他們的個人經驗已經收不住了。好像都熱衷於講個人故事，但個人故事似乎很難有共同體的共鳴，這才是他們到現在為止最致命的思想局限，也是與“60後”、“50後”最大的分野。對於後兩者，個人經驗是為了觸動曆史原因而形成的僵硬宏大視角，但後者始終不明白，或者寫丟了這一關鍵視野，導致把個人私密經驗反而當作了敘述的終極目的。結果可想而知，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視野缺席的個人經驗，不可能內在於近二十年來的社會階層斷裂和價值錯位的製度史。讓一個偷窺者、逃逸者、心靈扭曲的成長者、“去政治化”的個體主義者，去PK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猶如雞蛋碰石頭。更何況，之所以是偷窺者、逃逸者、心靈扭曲的成長者和“去政治化”的個體主義者，大前提其實僅僅是對《紅樓夢》等經典細節技法的模仿，和對“邊緣化”文學理念下生活現實中偶然性、非常態化人和事不約而同的照抄，這就更不是自覺思想支配下的現實表達了。人物和情節未曾內在於近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運行邏輯，豈能表達如此社會結構中人的普遍性境遇？普通文學人口之所以很少提起“70後”、“80後”文學形象，哪怕某些在批評家、編輯看來堪稱經典的情節和細節，也都無法在普通讀者這裏得到切實反應，是因為他們齜牙咧嘴的所謂“疼”呀、“痛”呀的東西，普通讀者很難達成共識。也就是說，讀者不能找到理解作家如此感受的強烈現實依據。而這個支撐讀者理解不同作家作品的現實依據，正是讀者閱讀對象能否把個人經驗講成普遍性時代經驗的強度感染力。如果閱讀的故事僅僅屬於作家個人的經驗，很不幸，普通讀者的確不會費那麼多心思去猜測你作家的微言大義了。
這恐怕就是“70後”文學，看起來異常豐富，但大多實際上隻屬於刊物需要、當代文學學科需要和各類獎項需要的原因。產品的終端要到達普通讀者的身邊，哪怕變成閑談中的一個小裝點，距離似乎還很遙遠。尤其關鍵者，可能還得先到別人故事的層麵，接下來才是某一群體、某一階層，或者中國故事、民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