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年作 1625年增訂）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信任就是對提出的諍諫的信任。因為在別的信任中，人們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予人，如田地、產業、子女、信貸、某件事情，然而對那些被選為諫臣諍友的人，人們則把生活全部都委托給他們了。由此可見，諍諫者更應當忠誠正直。明君切不可認為聽從諍諫就會減損他們的偉大，貶低他們的能力。上帝本人也離不開諍諫，因此把“策士”定為聖子的一個尊號。所羅門也說“諍諫中有安定”。事情要再三掂掇，如果不在爭議中顛簸，就要在運氣的浪頭上翻騰，而且一波三折，成敗不定，恰如一個醉漢踉蹌行路一樣。如同所羅門看見了諍諫的必要，他的兒子則發現了諍諫的力量。因為上帝鍾愛的王國最初就是被妖言分裂解體的。這個妖言有兩點我們可以引以為鑒，從而永遠明察妖言：就人而論它是孺子之言；就事而論它是狂暴之言。
君王與諍諫合為一體而又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君王明智、策略地納諫的情況，古人都有形象的描述：一方麵，他們說朱庇特娶了美蒂斯，美蒂斯就代表諍諫。他們借此有意表示君權與諍諫的合婚關係；另一方麵，後麵的故事是這樣講的，他們說，朱庇特與美蒂斯成婚以後，她便身懷六甲。但是朱庇特等不到她把孩子生下就將她吞進肚裏，結果他卻有了身孕，後來就從腦袋裏生出了全身披掛的帕拉斯。這個荒誕不經的寓言包含著君權的秘密，即君王應當怎樣利用議會：首先，君王應當把事情交給朝臣策士議論（這就是受孕懷胎），但事務在議會的子宮裏發育、成形，等成熟長大、準備出生的時候，君王就不能讓議會發號施令、決斷定奪，仿佛此事全仰仗它一樣，而應把事務收回到自己手裏，向世界表明那些敕令和最終指示（因為出台時審慎而有力，所以酷似全身披掛的帕拉斯）都是出自君王之口；不僅來自他們的權威，而且（為了增強自身的聲望）出自他們的才智謀略。
現在讓我們談談諍諫的弊病和治病的良藥。人們已經注意到求諫和納諫時有三大弊病：一、暴露事由，難以保密；二、有損君王權威，仿佛他們不能完全做主似的；三、有聽信讒言的危險，對進諫者利大，於納諫者利小。為了根治以上弊病，意大利的這種理論在法蘭西有過實踐：在幾代君王當朝時，曾引進過秘密會議製度，這是一種比病還猛的藥。
說到保密，君王不必事事都向議會通報，可以有所擇取；征詢應做何事者不必宣布欲做何事；但君王千萬當心，自己不要泄密。至於秘密會議，“我漏洞百出”這句話可以做他們的警句。一個以碎嘴饒舌為榮的傻子會比許多知道保密有責的明白人危害還大。的確，有些事需要高度保密，除了君王，最多隻能讓一兩個人知道。這樣的諍諫不見得不好，因為除了有利於保密，這些諍諫一般總是大方向一致，沒有分歧。不過那必須是一位能獨立操作、埋頭苦幹的明主。而且那幾個心腹也必須是明達之士，尤其對國王的旨意要忠心耿耿，英王亨利七世就是例子。至關重大的事情，他總是諱莫如深，隱而不言，隻對莫頓和福克斯透露一二。
至於有損君王權威，上麵的寓言也開了治病的良藥。何況，國王的尊嚴在他們主持議事時不僅不會降低，反而還會提升。從來沒有一個君王會被他的議會搞成孤家寡人，除非某個諫臣勢力過大，或者有幾個結成死黨，但這種情況容易發覺，也不難製止。
至於最後一個弊病，即有人進諫時總是著眼於自己。無疑，“他在世上遇不見信德”，指的是時代的特征，並非全體人的稟性。有些人生性忠誠、耿直，而不是狡詐、複雜，君王應當首先把這種人吸引到身邊來。況且，通常諫官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彼此戒備，因此如果有人出於派性和私利進言，一般是要傳到君王耳朵裏來的。然而治病的靈丹妙藥則是：如果君王了解諫臣如同諫臣了解君王，那麼
君王之大德在於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