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據老人們回憶，不同批次“學習”的長短也不一樣，最短是一個月，最長是將近兩個月，越早去，時間越長，越晚去，時間越短。上級也是越“辦”越有經驗。
五位老人中，劉德貴最早出國。1970年9月29日，他在廣州黃浦碼頭登船，船名為“明華”號（另幾位老人說乘坐的是“耀華”或也是帶“華”的輪船），記者在老人迄今依舊保留著的船票上看到用油筆寫著76房間A床的字樣。
明華輪是中國政府從法國購買的性能比較好的一艘客輪，和其他幾艘“華”字輪一樣，都是穿梭在達累斯薩拉姆和廣州之間，去時載運援建工人（那時沒有“員工”一說）、工程機械及中國的輕工物資，回程的乘客一般是到期歸國人員。
從廣州黃浦碼頭登船經過香港，停靠新加坡補充給養和給船加油加淡水，經馬六甲海峽，最後一站，就是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
坦桑尼亞工作生活點滴
達累斯薩拉姆沒有深水碼頭，明華輪不能靠港，所以大家都是通過小船接駁上岸，然後，直接被大巴車接至目的地。
機修工劉德貴、張宗榮先是在蒙古拉大修廠，後轉至姆比亞汽車修理廠，季永林是在姆寧巴五機隊當司機，陳述煥先後在姆寧巴和基姆貝五機隊二分隊，唐玉海是機械廠廠長。
五人中，隻有陳述煥有些特殊——他是為數不多的兩次到坦桑尼亞援建的人。第一次，1972年在基姆貝當電機鉗工，兩年後短暫回國休整。1974年第二次到姆巴寧，這一次，他已經不是鉗工，而是成了“脫產”幹部，並負責“招工”——招收坦桑尼亞當地工人，工人從進入工廠到最後辭職或解雇離開，所有的“人事變更”全都由他操持。正因如此，他的很多回憶是別人不曾經曆過的。
采訪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坦桑尼亞第一次吃早飯。每位老人回憶時，都會提到一個細節——有人悄悄偷藏食物。
和在北京“辦班”時相比，在坦桑尼亞的夥食又上了幾個檔次，早餐種類豐富，除了白米粥，還有各色點心，麵點師是從北京—河內國際快車上專門調過來的。除了讓人目不暇接的餐點，最令人心動的是竟然有牛奶。
原中鐵二局機械廠廠長唐玉海告訴記者，從開始申請報名到辦班直至出國，從來沒有一個人問過工資和待遇。在北蜂窩“辦班”時，附近的居民看到這些穿工作服的，都非常羨慕地說，掙“雙份工資”的來了。陳述煥、季永林、劉德貴、張宗榮都告訴記者，從出國一直到非洲，就從來沒想過什麼工資和待遇——腦子裏根本沒那個概念。
時隔44年，經幾位老人認真回憶，記者了解到，像劉德貴這樣的三級工（中鐵二局出國援建以三級工居多），每月拿的先令折合人民幣是42元，每月還有折合人民幣的50元生活費，加起來是92元人民幣。陳述煥告訴記者，工廠後來雇傭當地人，每月工資是300——350先令，折合人民幣是103元左右。這些，還不包括每年的28天探親假、一個月的安家費及辭職或清退後必保的“找工作費”和周末加班費（當地人當時每周就工作五天），而中國工人每周依舊是工作六天，周日加班沒有任何費用，完全無償。
坦讚鐵路沿途地形複雜多變，不僅河流縱橫，而且所經之處基本都是叢林密境，熱季又長，無形中給施工增加了很多困難。雖然國內高層一個勁指示要加強機械化施工，但無奈設備原始落後，多數時間不得不依靠人海戰術，一共約5.6萬人次的工程設計和施工人員分批出國參加援建。高峰時期，在工程現場的中國員工高達1.6萬人。
采訪中，記者多次問老人們，工作之餘做什麼，是否可以上街？陳述煥告訴記者，當年援建時期，隻要工廠設在哪裏，很快，周圍就會出現賭場和紅燈區。雇傭的當地人無法管理，但對中國工人的要求是，出門必須三人同行。中國工人所住之處，都圍起來，下班後，工人要麼打籃球、下棋，要麼學毛著。再就是種菜，養豬、養牛，豬肉和牛奶就是這麼來。出國人員中，有專事農副業生產的，這也是援建工人夥食上了一個台階的重要原因。
工人們業餘也會看電影，不過都是國內的“樣板戲”，其中以《紅燈記》放映次數居多，其次是《紅旗渠》和《學大寨》。不僅自己人看，連附近的黑人兄弟也跑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