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讓我找到了釋放情感的田園
文化觀察
作者：張詠紅
“我永遠不會為了一個獎去寫作，不管是茅盾文學獎，還是諾貝爾文學獎。”
說此話的人是茅盾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雙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
那麼，莫言到底是為什麼寫作呢？
《紅高粱》曾讓莫言名聲大噪。“高粱不好吃，雞吃高粱都不下蛋。”“我寫小說是為了一天能吃三頓餃子。”說到自己成為作家的動力，莫言的回答如此現實。
這自然引發了國人關於為什麼而寫作的熱議。
“你為什麼寫作？”答案五花八門，從國內到國外，沒有一個回答是完全一樣的。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中國的讀書人都知道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曆，也曾被偉人作家的“文藝救國夢”所感動。
丁玲說，我要用筆作為投槍，為改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為國家的獨立，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人民的民主，為社會的進步而從事寫作。
他們身上有深刻的時代精神和曆史使命感，他們通過寫作，或者為內憂外患的國家而悲鳴，或者為全人類的幸福而呐喊。像這樣為了責任而寫作的人，還有台灣作家陳映真、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裏森、加拿大著名小說家安東尼·馬耶等。
史鐵生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講壇”的書麵演講中，把他文稿的主題定名為《宿命的寫作》。“至於寫作是什麼，我先以為那是一種職業，又以為它是一種光榮，再以為是一種信仰，現在則更相信寫作是一種命運。”
作為一位深受病痛折磨的作家，他為了超越小我的局限，以生命的代價去思考人類共有的困惑，用一種“神性”的眼光打量外界“賜予”他的沉重苦難，這種為了宿命的寫作，也讓無數人心生敬畏。
我曾看到過一本名為《世界百名作家談寫作》的小冊子。裏麵有100位作家給出的各種答案：
為了友誼、為了閱讀、為了虛榮、為了探索真理、為了延伸生命、為了敬畏、為了宿命、為了責任，為了抒情、為了喜愛……
我還能記得幾個有趣的例子：
英國小說家威廉·博伊德的回答簡短有力，比較有代表性：“我寫作，因為我樂意寫。”
美國作家瓊·迪戴恩說，“同許多作家一樣，我從童年起就因為煩惱和虛榮心開始了寫作，直到後來成了一種紀律，一種思維的方式。”
巴爾紮克也說過，寫作是為了出名和富有。
這幾位，毫不掩飾自己的欲望。
更有甚者，英國的薩門·拉舍迪居然說：“我寫作，因為我愛好虛構，好撒謊。這正是體現了最奇妙的反論：借以非真實揭示出真理的線索來。”
相比西方作家幽默詼諧的回答，國內作家似乎顯得有些冷峻莊嚴。不過，那隻是時代打上的烙印而已。
現在，中國早已越過了溫飽年代，已經不會再有人像年輕時的莫言一樣，為了一天能吃三頓餃子而寫作了。寫作已成了人們精神寄托和情感表達的需要。
王小波說：“我為什麼要寫作，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王小波成功了，他的文字和思想被無數人津津樂道。
遲子建說：“作家寫作，很像戀愛，如果一個題材讓你怦然心動，你是不可能不沉浸其中的。”像談戀愛一樣去寫作，遲子建浪漫而又溫馨的比喻，吸引了無數文學愛好者憧憬寫作的美好。
越來越多的人為了自身需要而寫作，文學的百花園裏開滿了個性張揚、異彩紛呈的奇葩。
“你為什麼寫作？”
如果有人問我，我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他：我寫作，是為了交流。
那是在2011年，炎熱的夏季，我恭敬而嚴肅地坐在電腦前，第一次想寫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