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洋務運動進行到一半時候的事，後來又過了十幾年，到了甲午戰爭爆發前，光緒也到了親政的年紀了，慈禧不得不停止了垂簾聽政。
綜合來看，慈禧對於光緒繼位的問題是有心理矛盾的。一方麵，慈禧本人貪戀權力，想要持續垂簾聽政下去。另一方麵，慈禧也知道按照法理交出權力是遲早的事，而且光緒親政時慈禧已經五十多歲了，按照古代的標準已經是一個老年人，她也不可能永遠霸著權力不放，她得考慮清廷未來的穩定。
其實，這兩個矛盾心理——貪戀權力和“對大清未來負責”——在慈禧的內心裏很可能是統一的：她認為自己之所以霸著權力不撒手，不是因為一己私欲，而是為了國家。朝政處處是危機，小皇帝年幼沒經驗，我要是撒手了國家該怎麼辦啊。
在這種矛盾心理下，一方麵，慈禧從光緒小時候開始，就對他非常用心地培養，既不斷向光緒強調二人之間的“母子”感情，也努力培養他的施政能力。另一方麵，在光緒執政後，慈禧仍舊以“訓政”的名義繼續控製政權，小事光緒可以說了算，但是朝政大事都要征求慈禧的意見。
也就是說，在清日戰爭即將開戰的時候，慈禧對光緒處於“試用期”階段。光緒處理日常政務，但是真正的大權還是掌握在慈禧的手裏。
在光緒周圍，還有一群押寶在皇帝身上的大臣，他們盼著光緒能早日親政，這群人也就能借此掌握大權。其中以光緒的老師翁同龢（hé）為代表，他們稱為“帝黨”。
在翁同龢等人的策劃下，光緒開始了修建頤和園的工程。
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北京周圍的皇家園林都殘破不堪不能居住，光緒、慈禧等人隻能住在紫禁城和一些規模較小的皇家園林裏（比如距離紫禁城非常近的“西苑”，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北海公園和中南海）。後來，光緒看中了距離圓明園不遠，受劫掠較少的清漪園。他花了大筆銀子重修清漪園，打算給慈禧居住。這一方麵是為了向慈禧展示自己的孝道：您老人家為朝廷辛苦了這麼多年，也該找一個地方好好享受了。另一方麵，也是讓慈禧搬出紫禁城，住到北京城外，讓她離政治中心遠一點。光緒把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頤”是“頤養天年”的“頤”，意思就是您該退休啦，到那邊歇著去吧。
慈禧本人十分偏好享受，不管國家財政如何吃緊，她個人的物質享樂一定要保證。同時，慈禧也考慮到權力早晚也要放手，於是答應了這個安排。在這個背景下，修頤和園就不僅僅是慈禧的個人享受問題，而是關係到下一代領導班子能否順利交接的政治問題。
但是國家財政日益吃緊，在這個時候還要拿出大筆銀子修建園林，大臣們對此意見很大。當年火燒圓明園後，同治就想拿出一筆錢來重修圓明園，結果遭到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差一點搞到君臣反目，最終是兩宮皇太後出麵說這園子咱不修了，這事才算完。
因為顧忌大臣的反對，光緒和慈禧在為頤和園籌錢時就玩了個花招，說要在頤和園的昆明湖裏操練水師，要建立一個“昆明湖水師學堂”。然而昆明湖不通外河，水麵風平浪靜，根本不適合操練水師，這其實是為籌款找的借口。為了配合這名目，李鴻章還調來了北洋水師的官兵和小型蒸汽船，在昆明湖裏大張旗鼓地操演了一番。
就在這個“修建水師學堂”的名義下，光緒和慈禧向各個政府部門、各省督撫伸手索要“海軍軍費”，又以“海防”名義向社會募捐，這些錢被用來修園子或者挪作他用。
這就是說，修頤和園雖然不應該，但它占用的不是北洋水師的專款，就算不修頤和園，這筆錢也不一定會花在北洋水師的身上。
當然，當時全國上下各處都需要銀子，無數的平民正在饑饉中哀號，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窮奢極欲地修園子，這是十足的禍國殃民之舉。但也要明白，北洋水師缺錢的根本原因，是洋務運動的失敗；是生產力低下、貪腐嚴重導致的全麵經濟落後。退一步說，就算修頤和園的錢款全都投到了北洋水師裏，也隻能解一時之急。然而海軍需要的是長期大筆的資金投入，偶爾的撥款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相比之下，日本的海軍歸日本天皇、內閣和軍部大本營管理，是屬於國家的正規軍隊，國家撥款不遺餘力。為了加快建設海軍，日本天皇帶頭從自己的內庫裏撥錢，大臣、議員從薪水中捐錢，連普通百姓都動員起來踴躍募捐。日本海軍的軍艦更新速度很快，在甲午戰爭中起到關鍵最用的日本主力艦“吉野號”，就是在日方在開戰之前及時購買的。
四
因為知道自己軍備不行，所以在同日本衝突爆發的時候，李鴻章力主議和，避免開戰。
但是清流派不幹了。
我們今天在講述清末屈辱史的時候，常常用“主戰派”和“主和派”區分忠奸。認為主戰派就是抵禦外辱的民族英雄，主和派就是卑躬屈膝的賣國賊。其實當年的情況也是一樣，凡是高喊堅決抵抗的，就贏得朝野的一片歡呼，而小心翼翼提出和談的，一律被罵成奸妄小人。可正像茅海建先生在論述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所說：當時所有主張和談的清朝官員其實一開始都主張打仗。而那些到了前線的官員，後來都成了主和派。換句話說，躲在後方唱高調既痛快又安全，可要到了一線真正幹實事、真正去解決問題，才會發現這高調並不好唱。
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就是這樣。這些清流派不用處理一線事務，在他們的心裏，日本還是當年那個蕞爾小國。他們不相信洋務運動搞了這麼多年，花了這麼多錢，怎麼能越混越回去，連弱國日本都打不過呢？
其中更有些人從道德和哲學的高度論證大清必勝的道理，他們義正詞嚴道：“彼逆我順，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殘暴逞，我救屬國，由仁義行”，我們是以正義伐無道，日本則是“欲奮螳臂以抗王師”，那我們怎麼可能打敗呢？麵對如此雄辯，我們也隻能回答“大哥你說的很有道理我竟無言以對”了。
但是站在清流派的角度想，他們擠兌李鴻章也是有道理的：國家投資北洋水師這麼多年，錢讓你花了這麼多，等臨到敵人欺負到家門口了，你突然說打不了，那國家養你是幹什麼吃的？李鴻章是不是想出讓國家利益來保存私人軍隊呢？
有的學者認為，翁同龢主戰還有政治上的考慮：甲午戰爭爆發時，光緒剛親政不久，慈禧並未完全放權，遇到大事光緒還要向慈禧請示。翁同龢等“帝黨”對此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對日戰爭勝利，正好算是光緒親政後一大政績，可以穩固帝權。就算萬一打敗了，負責任的是李鴻章，他可以借機打擊政敵，也算不錯的結果。
總之隨著清日衝突不斷加劇，除李鴻章等少數人外，朝野上下都支持開戰。最終慈禧和光緒拍板決定開打，隨後日軍先在海上挑起戰事，清方正式對日宣戰，中日甲午戰爭打響了。
近年來，有很多人批評當年的清流派開戰誤國。但其實當時的局勢對於清廷來說，無論是戰是和，都是一個死局。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清方就算想不打恐怕也做不到。李鴻章之所以主張和談，除了打不過外，還因為他錯誤判斷了國際形勢，以為西方列強貪圖在朝鮮的利益，一定會從中調停。日本忌憚西方力量，不敢真正開戰。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日本鐵了心要打，李鴻章的判斷是錯誤的。如果清方非要和談，唯一的辦法是讓出朝鮮半島。這個結果要比甲午戰爭後清方的損失小得多，但以當時的輿論環境，一仗不打就退讓成這樣，別說李鴻章了，朝廷也沒法對全國交待。
退一步說，即便有機會和談也隻能躲過一時。因為占領朝鮮，既而圖謀我國台灣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不斷擴大在亞洲的利益，這是日本的長期國策，日本和中國之間早晚是要打仗的。以日本維新的國力，時間多拖一日日本就更強一分。此時開打清方的水軍實力還比日方要高一點點，還有贏的希望。假如再拖上三年，等到日軍訂製的最新型“富士級”軍艦造好，清方就一點勝算都沒有了。
總而言之，這仗是打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