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在由周恩來批準舉行的第一屆全國評酒會中，茅台酒一路過關斬將，不負眾望，榮膺中國八大名酒之首，成為中國的國酒。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仍然強調為確保茅台酒的質量，維護國家民族的榮譽，茅台河上遊數十公裏不準建化工廠，以免汙染水質。
即便周恩來酒量極大，堪稱“千杯不醉”，可偶爾也有失去節製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他一生中曾有過三次醉酒：第一次是在與鄧穎超的洞房花燭夜，周恩來情緒極好，對於敬酒來者不拒，結果喝醉了；第二次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之前的莫斯科，周恩來喝酒太多，加之過度勞累，以至於當場嘔吐，事後他向中央作了檢討；第三次是在迎接中國人民誌願軍凱旋歸來時，周恩來與出席宴會的所有誌願軍代表幾乎都碰了杯，稍後又帶著醉意跳舞，最後被抬進了休息室。
正是由於深知酒的厲害，周恩來後來牢記毛澤東“不耽誤革命工作”的指示，專門為共和國外交外事人員做出“喝酒不準超過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的規定，並通報國內外各部門切實執行。他還說：“我們不管哪一級領導，喝酒都要自律，而且做下級的也要注意保護自己的領導，讓他們少喝酒，更不能喝醉酒。”
晚年的周恩來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按照醫生的囑咐，不能再喝酒了。與客人碰杯時，他便隻舉杯，不喝，但卻會如實向客人說明情況，贏得一片讚揚。
朱德：與茅台結下不解之緣
出身行伍的朱德早年曾加入革命團體同盟會，經曆了辛亥革命，擔任過滇軍旅長、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曆了長期應酬的鍛煉，朱德酒量也有所見長。
1927年7月31日南昌起義前夜，為牽製敵人指揮官，朱德遵照前敵委員會指示，於南昌設宴，宴請敵軍團以上的軍官。當時敵軍團長們接到朱德的請帖，盡皆出席。在宴席上，朱德從容不迫，熱情地為他們夾菜、向他們敬酒，並連喝數杯，以助其興。稍後，就在這些團以上軍官們酒興正濃時，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打響了，南昌城頭隨後飄揚起勝利的紅旗。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德的酒量，也為南昌起義的勝利立下了功勳。
土地革命時期，朱德曾帶領紅軍攻占過茅台鎮，以至於茅台鎮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當時朱德與毛澤東在茅台鎮西南的山坡上向戰士們訓話，不料國民黨飛機呼嘯而來，接連投下兩枚炸彈。兩個爆炸點相距僅30多米，可當時站在這中間的毛澤東、朱德竟然毫發無損。說到此，茅台鎮的老人們紛紛動情地說：“這是酒神在保佑紅軍啊！”感激於“酒神”的庇護，朱德在解放後也曾動情地說過：“長征過茅台鎮時，當地群眾捧出酒來歡迎我們。戰士們用它擦腳和傷口，止痛消炎，喝了可治療瀉肚子，解決了我們缺醫少藥的困難。所以，紅軍長征勝利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勞。”
20世紀50年代，在“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口號下，茅台酒廠也開始減緩酒的生產，轉而煉造鋼鐵。朱德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征得毛澤東同意，特意向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兼省長周林打招呼，要求“不要因為鋼鐵元帥升帳，忘了茅台酒生產，貴州要一手抓鋼鐵，一手抓茅台酒生產”。
劉少奇：特製“酒”成就“海量”美名
或許是由於長期做秘密工作養成了沉著嚴謹的個性這個緣故，劉少奇一生很少喝酒，其酒量可謂是五大書記中最小的。當時，我黨、我軍的一些歡迎會、慶功會中，劉少奇雖有出席，但他每次都很少喝酒，或者喝的是特製“酒”。據記載，在開國大典前，為了照顧劉少奇等人的身體，不使他們喝醉，從而無法登上天安門，國宴工作人員曾一度絞盡腦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