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落戶
個人問題
作者：田原
幾天前接到父親的電話：“我和你媽的戶口都辦好了！”雖遠隔千裏，亦能想見他的喜形於色。45年之後，父親又變成了北京人，雖然他從未把自己當作北京之外的其他什麼地方的人。
1968年，高中畢業的父親到海澱某派出所注銷了北京戶口，隻身落戶到東北一家大工廠，作為一名響應祖國號召準備支援三線的青年，接受援建西北某廠的技術培訓。不久後，以來自東北的工人為基礎，加上五湖四海的知識青年組成的幾千人馬，浩浩蕩蕩開赴西北大山深處，開山架橋，蓋房建廠，在戈壁山溝裏愣是鼓搗出一家全省最大的機械工廠。父親的戶口也隨之落到了當地的某鎮，這個鎮此前一共也沒幾家住戶，卻一下子變成了全縣最大的鎮。還好，父親的戶口性質還屬於“非農”。雖然條件艱苦，一切全靠自力更生，但“上山總比下鄉好”還是當時青年的共識。
在那裏，父親認識了來自東北某縣城的母親，有了我們兄妹三個。因為生活條件差，出生後，我被送到北京由爺爺、奶奶帶，我弟弟送到東北由姥姥、姥爺帶。他們自己帶著妹妹。我一直在北京長到12歲才去了西北。
心態的轉變是在下鄉知青開始陸續回城後開始的，眼看著農村廣闊天地的青年一批批返城，這些窮山溝裏大城市來的青年們待不住了。國家政策沒有他們的份，“上山”的優勢瞬間蕩然無存，眼看著自己的一生，甚至世世代代都要交代在這荒山之中，心裏的優越感頓時變成失落、焦躁甚至憤怒。
人們開始設法離開，調離是唯一的辦法，這樣才有遷移戶口的可能，但前提是要有接收單位，本單位也要同意放行。那是一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代，大家四處奔走、打點、找門路。最先走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員，他們有業務專長和技術優勢，接收單位好找，大工廠、科研院所去了不少，老家不是大城市的，也想方設法離開大山去了省城的其他單位。第二波是技術工人，通過大城市裏的親屬找到各路中小工廠，甚至有街道工廠肯接收也將就走了。這股返城風潮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即便工廠後來搬到省城也沒有停止。
父親沒有走，不是不想走，而是沒有接收單位。爺爺去世後，北京也沒有什麼借得上力的親屬，況且母親也不是北京人，事情更難辦。看著“北京幫”的哥們兒同事一個個削尖腦袋返了京，他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悶悶不平。好在後來提了幹，坐上了領導崗位，加之工廠搬遷到省城，生活條件大為改善，他就不再考慮自己，而是準備“曲線救國”——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了。
我們子弟學校的孩子從小就聽慣了父母“好好學習、考上大學、離開山溝、返回城市”的念叨，我們甚至從來就沒想過以後還會待在西北，所以隻要學習不錯能考上大學的，畢業後基本都回了老家和大城市。北京幫、上海幫的孩子留京留滬，東北幫的孩子去沈陽、大連。考不上大學的，也都一拍屁股去“北上廣”打工了，不管有沒有戶口，也基本都在大城市結了婚，買了房，定了居。我們家的情況也是如此，弟弟大學畢業成功落戶北京，妹妹沒有北京戶口但嫁了一個北京同學，我則回了母親的老家沈陽。父親對這樣的結果顯然是滿意的。在他們退休之前，似乎已經不再考慮自己回京的事兒了。
每年假期，父母都會到北京小住，談起當年提前回城的同事，大都境況不佳，很多人回城不久即下崗自謀職業，諸如擺自行車攤之類，還有幾人已經去世多年了，父親把他們的死因歸結為心情鬱悶所致。每念及此，父親總覺得當年不能回京也算塞翁失馬。反正以後退了休就搬到北京去跟孩子住，那時戶口不戶口的對兩位老人來說也沒什麼意義了，何況戶口在西北，去世後喪葬費還會更高一些。
轉眼退了休，父母按計劃去了北京，給弟妹帶帶孩子，相互有個照應。可有一天，父親突然提出要把戶口弄回來，理由是能跟北京老人一樣享受一些交通、遊園之類的優待。其實我們都明白，這麼多年，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心裏還是沒忘這茬兒。所幸以他們此時的年齡和當年支邊的情況，已可按政策辦理投靠我弟弟落戶北京的手續。於是全家立即行動，跑兩地派出所，三地開證明，折騰了大半年，父親終於拿到了北京戶口本。
我在電話裏問父親的感受，他說：“我和你媽算是踏實了，可其實呀，最應該回北京的還是你，你要回來，咱家就又團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