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格裏安之死使人不可名狀地感到似乎是某種無形的疾病，在留在當地的許多人中間蔓延、加劇，使他們消沉甚而感到痛苦。這也像是一種“報應”，讓這些製造這種新式殺人武器者最後被新武器所殺。
有人認為達格裏安是第一名因輻射而致死的人，但事實不然。廣島的居民已經在第一枚原子彈爆炸後親身領受了這種可怕的“毒物”。
有一位幸存者控訴道：
我的女兒，她看上去沒有被燒傷，而且隻有輕微的外傷。她暫時似乎一切平安。
但在9月4日，她突然病倒了。全身出現斑點，頭發開始脫落，並多次吐血。我感到這必定是一種很特殊的可怕的疾病。我們非常害怕，醫生也束手無策。
經過10天痛苦的折磨，她終於在9月14日悲慘地死去。我認為這對於我女兒簡直是太殘酷了，她絲毫沒有參加戰爭，但竟這樣無辜地被殺害了。
積極推動限製核武器
在洛斯阿拉莫斯頒獎儀式結束後沒幾個星期，奧本海默就回到加州的帕薩迪納，在加州理工學院物理係任教。
雖然奧本海默重返加州理工學院，但他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逃脫自己肩上所承擔的義務，即使他本人希望如此。
在此之前的一個多月，當史汀生準備離職前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麵時，奧本海默應史汀生要求與他在一家理發館內會麵。
他倆人坐在一起談論了對原子彈的有關看法，這個事對於他們的影響是太深刻了。最後，史汀生老人從座位上站起來，向著奧本海默說：“現在，原子彈的前途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
從事教學工作之後，很自然地，奧本海默又開始從事基礎物理方麵的研究。
但他對純理論及研究的興趣，似乎也隨戰爭的結束而降低了許多。不過，他倒是發表了幾篇有關一種比原子核內的中子及質子更小的次原子粒子，稱為“介子”的論文。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已預測到介子的存在，但開戰後，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被迫停頓下來，轉向較實際的戰爭用品的研究上。
戰爭時期，大多數的科學家都將精力投入製造原子彈上，既屬理論，又離不開工程技術。
在戰後，科學家們又重新回過頭來拾起未完的課題，探討基本的原子組成，發掘原子最基本的組成單位。
讓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深感欣慰的是，至少這和戰爭沒有直接關係。
對於理論派物理學家來說，這代表著回歸到充滿樂趣的物質研究上，一個他們最愛不釋手的課題。
戰後，物理學家不再把質子、中子、電子三者視為是原子的基本組成單位。湯川秀樹所提出的“介子”理論已改變了舊有的觀念。
此時，理論派物理學家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做有關次原子的分類及闡釋”上。
次原子被冠以各種各樣奇怪的名稱，有誇克、反誇克、重粒子、強粒子、膠粒子、微粒子等，這些粒子似乎是構成所有物質的一小部分。
奧本海默雖然也嚐試了很久，但他一直找不出時間及動機來做這方麵的研究。所以，在第二次世界結束以後很長一段時期裏，他隻發表了4篇論文。也許他也不自覺地被物理學家的生命期一說所預料：在30歲生日前，就已被壓榨一空，一個物理學家的巔峰期是在年輕時代。
在另一方麵，美國政府卻不時向他招手，一次又一次地邀他出任資深科學顧問一職。
“政府當局與國會都一再征求我對原子能問題方麵的意見，使我深深感到自己有責任，我也確有興趣並關心這項工作。”
當時，奧本海默很可能認為，作為美國核政策中的一名要員比回到學術生活來得更重要。無可厚非地，“原子彈之父”以及科學界要人的角色當然比較吸引他。畢竟，比起學術界來，政治舞台要大得多了！
奧本海默在戰時的成就使他一搬回帕薩迪納就得到回報，他受邀為“梅·約翰遜法案”作證。
這個法案的目的，是將“曼哈頓計劃”中有關工業及科學的機構改製成美國政府中的永久組織。
盡管法案中主要的章節同意由軍方來控製核設施，奧本海默仍大聲疾呼讚成法案通過。他的支持令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們十分失望，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主張核研究及鈾的製造應由民間管理及控製。
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數人來說，奧本海默和國會及作戰部門中的保守分子走得太近了！他則反駁，強調“‘梅·約翰遜法案’通過後，將加速國際間核武器限製活動的進行”。
1946年初，美國政府再次請求奧本海默的協助，這次則是在聯合國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員會上加入美國代表團，討論國際核武器的條例。
全球性的核武器限製一直是他關注的焦點之一。在助理國務卿狄恩·艾奇遜的協助下，奧本海默在會中建議美國政府放棄現有的核武器，並和其他各國共享核知識，開放科學研究室及兵工廠，供其他國家檢查。
奧本海默這個由波恩最先提出的意見，卻遭到杜魯門所指派的美國代表團主席伯納德·巴魯克的強烈反對。
巴魯克在會中堅持所有由聯合國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必須由與會代表投票後多數讚成才能通過，任何國家都不得行使否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