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必須弄清楚，在這樣短的爆炸過程中，裂變反應究竟能進行到多麼完全的程度。漢斯·貝特過去研究太陽內部的核反應時，已做出了一個相當精確的計算模型，可以用於計算原子彈內部所發生的過程。
幾周之內，這個小組不僅已研究與整理了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弄清楚了最後製成原子彈之前還需要經過多少步驟。並肯定了原子彈製造在總體上是可行的，但需要組織大規模的科技和工業資源，也就是說製造原子彈必將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羅伯特·澤爾貝爾以及其他許多人都為這個組取得的迅速進展慶幸，他把這個成績歸功於奧本海默的非凡領導才能。
愛德華·泰勒也認為他們的進展出乎意外，他也同樣把成績歸功於奧本海默。
他說：“奧本海默作為全組的領導人，表現出一種精明能幹、穩重而又平易近人的氣質。我不明白他是如何學會這種領導才能的。凡是過去了解他的人都為他的這種變化吃驚。隻有一個政治家或行政管員才會具備這種才能。”
“不僅如此，奧本海默所固有的那種天賦，即思想敏銳、能領會別人思想而加以闡明並進行指導的能力，對他的工作同樣是非常寶貴的。他早年那種彬彬有禮的風度，現在更為老成，形成了一種既嚴肅而又使人感到溫文爾雅的魅力，而且他善於利用這種風度待人接物，使對方產生最好的印象。”
然而，當愛德華·泰勒在6月初向他提出製造威力更大的氫彈的建議時，奧本海默這種出眾的才能似乎遭到嚴峻的考驗。
主持核試驗
1942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關鍵時期，為了監督日益擴展的計劃，布什和科南特便在9月指派一位軍方領導人萊思利·格羅夫斯上校負責日常的整合協調，全力組織實施的這個研製原子彈的絕密工程。這就是著名的 “曼哈頓計劃”。
格羅夫斯46歲，體格魁梧，出生在一個長老會家庭。他是一位盡職的陸軍軍官，也是一位頗有經驗和實務的工程師，剛結束在首府華盛頓的作戰指揮部五角大廈的建造工作。
接受任務後，格羅夫斯隨即被晉升為準將，並賦予他在這個工程上的最高權力。上任伊始，格羅夫斯就安排購買了1200噸富鈾礦石，並下令在田納西州征用了一塊地用於鈾的提煉。
格羅夫斯上任後發現了很多問題，他相繼訪問了匹茨堡、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幾個相關的實驗室後對他的信心打擊很大，特別是一些關鍵數據過了一年了還沒有什麼明顯的進展。
隨後，格羅夫斯討論一個更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關於原子彈的前景。他將與負責原子彈設計工作的科學家，“快速破裂”項目的協調人羅伯特·奧本海默探討這一問題。
奧本海默在參加原子彈研製工作以後的這一年裏，不僅對這項工作的技術與管理問題感到極大興趣，而且還發現了自己的領導才能。
奧本海默感到對別人的活動進行指導與組織協調工作特別適合自己。正如他在當年夏季已經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具有非凡的感染力和說服別人的本領，他有能力可以將性格完全不同的一批人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很有效的工作集體。
奧本海默能夠及時抓住討論中不同意見的實質，並引導他們不離主題。同時，他對科學知識的涉獵麵很廣，但卻並不深入，這一點特別適合於處理研製原子彈過程中所遇到的極為廣泛的各種問題。因此，由於種種原因，奧本海默很希望保持他在研製原子彈計劃中項目負責人地位。
就格羅夫斯而言，他已到達了這次行程的終端，心中感到十分惶惑與沮喪，因此渴望得到別人的指點。他發現奧本海默具有正確評價各種技術方案的傑出才能，奧本海默不像其他科學家那樣津津樂道地推銷自己偏愛的某種方法，而是願意花時間把科學上的問題症結所在向他闡述清楚。
奧本海默和格羅夫斯似乎十分投緣，格羅夫斯直爽、沒耐心的舉止態度，竟和奧本海默的“劣根性”很相似。
他們1942年10月8日在伯克利首次見麵後，格羅夫斯對奧本海默的印象就如此之深，他認為，奧本海默是位奇才，而且有領導的能力，完全可以帶領著一群性格各異的科學家達成目標，協助他來完成“曼哈頓計劃”。
一星期之後，在他歸途中再訪芝加哥時，他通知奧本海默也飛往芝加哥與他同乘著名的20世紀公司的豪華特別快車返回紐約。
在列車上的狹窄包廂裏格羅夫斯和他的兩名軍人助手尼科爾斯與馬歇爾，和奧本海默同坐在一起交談了好幾個小時，研究采用何種最好的方式組織原子彈的研製計劃。
當時奧本海默已經遇到的問題之一，就是這項計劃的高度保密要求對於研究工作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他曾經發現，如果在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對於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最終目的一無所知，則對於該項研究必定毫無積極性。
奧本海默認為，不應容許再發生類似這樣的情況。因此，他建議把所有的研究人員集中到一個實驗室裏，這樣就可以在那裏完全自由地討論問題，相互激發靈感，而這個實驗室對外界則應絕對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