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16時其確切時間不是很清楚，這是因為當時的科技條件和人們的認識水平所致。這也反映出了我國古代計時發展在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
事實上，除了秦漢之際計時主要通行的16時製外，還有兩漢時期其他的一些分段計時之製，也是我國古代分段計時發展所經曆的一個階段。
兩漢時期的分段計時材料，則見諸劉安《淮南子·天文訓》、《漢書》，以及唐代太仆令王冰所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以及居延漢簡等。
《淮南子·天文訓》根據太陽的出入將一天分作15時，為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餔時、大還、高舂、下舂、縣車、黃昏、定昏。此15時疏於夜間的計時。其實，《淮南子》的15時，也是本之於16時製。
《漢書》中的計時材料，據專家整理，有晨時、旦明、日出、蚤食、日食時、日中、餔時、下餔、昏、夜過半、雞鳴等11個時稱。可見這個材料不完全。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保存有西漢分段計時製的材料，有大晨、平旦、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昳、下餔、日入、黃昏、晏餔、人定、合夜、夜半、夜半後、雞鳴等時稱，為16時製。
居延漢簡為西漢時期武帝太初年間至東漢時期明帝永元年間之物，前後延續時間約200年左右，有關的計時材料。經過專家整理，共得晨時、平旦、日出、蚤食、食時、東中、日中、西中、餔時、下餔、日入、昏時、夜食、人定、夜少半、夜半、夜大半、雞鳴等18個時稱，因此有人認為漢代官方可能實行18時製。
上述材料所說的15時、11時乃至18時，相比之下都沒有16時精密。由此可見，秦漢時期16時製這一時間分法，是我國古代分段計時製度成熟的標誌。
總之，我國古代的分段計時製度，是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起來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知識的進步，人們對於時間精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對原有的計時方法不斷做出修正，淘汰其不合理或不適應實際生活習尚的部分，或改進計時的形式，或增加新的內容，此而使分段計時更加合理。
[旁注]
大汶口文化 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係氏族社會的典型文化形態。中心地區在泰山。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遊原始文化的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墓葬中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標誌著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係氏族社會。
武丁 （？～約公元前1192年），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位國王，商朝著名軍事統帥，廟號為高宗。他是商王盤庚的侄子，父親是商王小乙。武丁在位時期，曾攻打鬼方，並任用賢臣傅說為相，妻子婦好為將軍，商朝再度強盛，史稱“武丁中興”。
放馬灘秦簡 甘肅省天水市出土的戰國晚期秦國竹簡。放馬灘又名“牧馬灘”，地處秦嶺山脈中部，屬天水市。以其時代早、保存完整於1994年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並引起了考古學家、曆史學家的關注。
雲夢秦簡 又稱“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簡”，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簡。其內容主要是秦代時的法律製度、行政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於吉凶時日的占書，為研究秦代曆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帛書 我國古代寫在絹帛上的文書。已出土楚帛書和漢帛書。帛書又名“繒書”，是以白色絲帛為書寫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時期，現存實物以子彈庫楚墓中出土的帛書為最早。至晚在春秋戰國時代，帛已經泛指所有的絲織物。
王冰 （710年～804年）。唐代醫學家，曾任唐代太仆令。他著成《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24卷，81篇，為整理保存古醫籍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後人的《素問》研究多是在王冰研究的基礎上進行。
居延漢簡 中外學者在我國西北居延等地區發現大量漢代簡牘，即“居延漢簡”。對研究漢代的文書檔案製度、政治製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居延漢簡”乃因在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破城子被發現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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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科學家蘇頌主持創製的水運儀象台是11世紀末我國傑出的天文儀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鍾。可以報12個時辰的時初、時正名稱，還可以報刻的時間。
報12個時辰的在第二層的木閣中。有24個司辰木人，手拿時辰牌，牌麵依次寫著子初、子正、醜初、醜正等。每逢時初、時正，司辰木人按時在木閣門前出現。
報刻的在第三層木閣中。有96個司辰木人，其中有24個木人報時初、時正，其餘木人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