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改名力助北京曲劇誕生
那還是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時候，北京的各種曲藝就極為盛行，其中就包括彩唱蓮花落、拆唱單弦牌子曲、拆唱快書等，這些曲藝都是北京曲劇的前身。
彩唱蓮花落的戲劇氣氛比較濃，一是因為演員人數比較多；二是因為演員們都有簡單的化妝，而且能夠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動。
不過，當時他們所表演的故事還比較簡單，所唱的腔調也很單調，這種演法隻是采用曲藝中某一個調子重複地歌唱。
拆唱快書是由兩個藝人拆唱一段快書，他們還是唱原詞，不過是由兩個人分開唱。這樣的拆唱形式，除了兩人彼此唱和，並不化妝，也沒有什麼身段表演，隻是角色分擔明顯一些，兩種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語言更加鮮明一些。
拆唱牌子曲則是一個故事由三四個人拆唱。拆唱的演員們也化妝，雖然化妝比較簡單，還有了一點戲劇的氣氛。
這種演唱與方法還不能就算作戲劇，因為演員們都站在一張桌子後麵，手中還敲打著樂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動作。但卻可以讓觀眾一目了然地認識不同的角色，更多了解一些人物的身份與性格。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曲藝界的藝人普遍爭取演唱配合新時期宣傳的新曲子。同時，他們也想突破舊形式，把曲藝由舊形式中解放出來。
在當時，一些過去唱單場的曲藝演員，如曹寶祿、魏喜奎、顧榮甫等曲藝藝人自發組織起來，建立了群藝社。他們以前門箭樓為根據地開展演出活動。箭樓上的大眾遊藝社就成了演出場所。
為了使節目豐富多彩，他們在拆唱八角鼓的基礎上，也就是在彩唱八角鼓或牌子曲的基礎上，以單弦、琴書、大鼓、京劇、評劇等唱腔，演唱了反映現實生活的《探親家》、《新打灶》、《四勸》等“解放新戲”，這些小戲被稱為“新曲藝劇”
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府考慮它是填補北京地方戲曲空白的一個新興的劇種，於是便有了扶持它的想法。
在這之後，北京市政府考慮把前門外大柵欄廣德樓劇場的基址撥出來，為北京曲劇建立了前門小劇場，作為它排練、演出的場所。
因此，可以這樣說，前門箭樓就是北京曲劇的發祥地，是北京曲劇從一般曲藝向專門曲劇順利過渡、直至創造成型的地方。而這中間，曹寶祿、顧榮甫、關學曾、孫硯琴等多名老藝人，又是促使它“呱呱落地”並“長大成人”的領軍人物。
多年來，曹寶祿他們以事業為重，以社為家，每天清早就在廣德樓聚齊，或排練，或演出，直至深夜才回家。
那時候，北京市民的生活還很艱苦，劇團裏提供不了夥食。因此，多數人都是從家裏帶窩頭、鹹菜，在箭樓上燒些開水，便算做有菜湯的一日三餐了。
這期間，他們又排演了新戲《婚姻自由》，在聽取了老舍和馬少波等藝術家意見後，去掉了京劇和評劇等劇種的唱腔，改為以單弦牌子曲為主。並增加了北京曲藝中其他曲種的唱腔，使音樂風格變得統一起來。
同時他們考慮到，由一位藝人演唱一段鼓詞或琴書，就不如幾個人合演一個故事，合演會使故事更鮮明、更好看。於是，藝人們就選取流行的小歌劇或評戲，由幾位藝人來聯合演出。
當時，他們的化妝很認真，台上也有了燈光和布景。從形式上看，他們所演的就像一種歌劇。可是，藝人們出場下場還是用京戲的鑼鼓點。他們所唱的腔調也一部分是曲藝，一部分是評劇的唱腔，或別的流行歌調。
因此，他們雖然將曲藝戲劇化了，但不能完全以曲藝為基礎來表現整個演出過程。也就是說，這種曲劇也不過隻是話劇、京戲、評戲、歌劇和曲藝摻合起來的“大雜燴”。
1951年，老舍將宣傳婚姻法的新作《柳樹井》交給北京曲藝的群藝社排演。《柳樹井》全劇的句法基本是對仗工整的鼓詞結構，句與句之間合轍押韻朗朗上口。
在老舍的建議和指導下，群藝社的魏喜奎、關學增、孫硯琴等人把劇中的故事做了一番分析，然後按著每一情節的感情，配上適當的曲牌子，而在上場下場方麵，也取消了京戲的鑼鼓點。
在這出戲裏，魏喜奎、關學增、孫硯琴他們選用了14個不同的曲牌，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製非把原詞增減字數外，其餘的部分，他們都很忠實地按照原詞來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