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徽班紮根北京，還得益於徽商的關照。北京是當時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善於經營的徽商自然不會放棄這個大碼頭，於是就把生意的重心轉移到北京。同時，以徽州六府地域劃分的徽商會館也紛紛在北京設立。
每逢過年過節時，家鄉戲自是少不了的，於是，就有了“凡是有徽州會館的地方就有徽班”一說。在這裏，商人們通過聚宴演劇強化同鄉之間的凝聚力，徽班也因為有同鄉會館作為後盾，生活上也不至於陷入困頓。
徽班藝人進京之後，繼續他們在南方就已經開始的藝術實驗。在京的各聲腔劇種的藝人，麵對徽班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精的藝術優勢，無力與之競爭，多半都轉而歸附徽班之中。
加入徽班的京師舞台各聲腔劇種的名優很多，如加入春台班的湖北漢戲名優米喜子、李鳳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亂彈名優韓小玉，加入三慶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員王全福等，於是就形成了多種聲腔劇種薈萃徽班之勢。因此，徽班在諸腔雜奏的過程中，逐漸側重皮黃戲的演出。
另外，“四大徽班”在表演藝術上也廣征博采地吸取了諸家劇種之長，不斷融於徽戲之中。兼之演出陣容齊整，上演的劇目豐富，頗受京城觀眾歡迎。
自魏長生一度離京後，秦腔不振，秦腔藝人為了生計，也紛紛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兩腔融合的局麵。
在徽、秦合流的過程中，徽班廣泛吸納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劇本，為徽戲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就是徽劇和漢劇的合流。
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係，徽、漢兩劇在進京前就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清代乾隆年期，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清代道光初期，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王洪貴、餘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
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淨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餘三勝噪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鐧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
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等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其唱法和念白等更具北京地區的語音特點，十分易於京人接受。
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黃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1840年至1860年間，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一個全新劇種，這個劇種因為在北京演出，十分易於北京人接受，因此人們稱之為“京劇”。
京劇的標誌之一就是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一種。京劇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其聲腔主要以二黃、西皮為主。
另外，當時劇種的行當大體完備，又形成了一批京劇劇目，而且湧現了京劇形成初期的眾多代表.
包括被稱為“老生三傑”的程長庚、餘三勝和張二奎，被稱為“三鼎甲”的“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和“探花”餘三勝。
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具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黃上和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說白、字音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