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式官學京師大學堂
那是在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清代改革家在“戊戌變法”時期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討論學術，批評時政，宣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科學知識，鼓勵人們學習西方，以學以致用的原則來培養人才，最終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
“強學會”成員購置圖書，收藏報刊，供群眾閱覽，並經常開會講演。由於他們的宣傳越來越深入人心，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給清政府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立“京師大學”。
隨著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展，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一文中再次提出：
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各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年初，清光緒帝命大臣孫家鼐為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在《奏籌辦京師大學堂大概情形折》中，陳列了籌辦京師大學堂的主要內容：
一、為舉人、進士出身之京官設立仕學院，以習西學專門為主。
二、大學堂應為畢業生代籌出路，其已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旨優獎；其未仕者，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其品學，請旨錄用。
三、精簡學科門類，如經學、理學可合並為一門，兵學宜另設武備學堂。
四、編譯局主要應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書仍應以“列聖所欽定者為定本”，即使非欽定本，也不得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意。
五、總教習可設2人，分管中學和西學。西學教習薪水應從優。
六、應取消學生“膏火”，而改為獎賞，以激勵學生努力向學。
經孫家鼐推薦，清光緒帝任命大臣許景澄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
1898年6月，清光緒帝在《明定國是詔》中，要求各行省為辦京師大學堂盡力。另外，他還責成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個章程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個章程，也是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學製綱要。
京師大學堂校址設在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這裏原有房340多間，又新建130多間，即後來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購置房舍一所，開辦譯學館，即後來的北大三院。
在經費方麵，當時規定京師大學堂的辦學經費為30萬兩，常年用費為200630兩。戶部指定從華俄道勝銀行中國政府存款500萬兩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京師大學堂剛剛起步，卻在兩年後的1900年外敵入侵北京時遭到破壞，校舍被占，圖書設備被毀，大學堂難以維持，於8月3日被下令停辦。
京師大學堂於1902年12月17日恢複，藏書樓也於同年重設，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嚴複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各個方麵開始步入正軌。
恢複後的京師大學堂先設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預備科分政科及藝科。此時，北京的同文館也並入京師大學堂。
同文館是清政府於1862年在總理衙門設立的。同文館是我國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官辦學校，後來並入了京師大學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組成部分。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京師大學堂正式舉行了招生考試。為做好招生工作，京師大學堂向全國各省督撫發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給予積極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後，先在本地選拔，擇優錄取，然後再送到北京參加全國統一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