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如果能這樣
曆史寬帶
作者：顧伯衝
古人有雲：“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大國就像烹調美味的小菜一樣。通俗一點說，治大國就好像烹調小魚，油鹽醬醋料要恰到好處，不能過頭，也不能偷工減料。政府治國理政要講求策略，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兩相歡洽。其中一種是剛性的，上升到理論上講，就是依法治國；另一種是柔性的，用現在政治家的話說，則是以德治國。史上有兩個將剛性與柔性治國方略都用到了極限的典型案例。
當年，秦國通過實施剛烈的法家思想，使這個小小的諸侯國迅速成為統一的王朝，逐漸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秦朝建立後，理應根據形勢與任務的變化，對曆盡戰火創傷的黎民百姓采取懷柔的政策，盡量讓他們休養生息。然而，當政者大概嚐到了法家治國的甜頭，還是將其繼續用到了最大化。秦始皇鐵腕統治全國12年的時間裏，雖然從未發生重大事變，但社會大震蕩的伏筆已經留下。後來大澤鄉揭竿而起，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極度推崇“剛”性治國而慘遭人亡政息的典型。
還有一個極度推崇“柔”性治國也同樣搞得灰飛煙滅的朝代，那就是宋朝。
說起宋朝，那繁花似錦，無人不曉的詞，或豪放爽朗，或婉約清麗，叫人不能移開目光。當年，趙匡胤一舉拿下後周江山，兵權在握，終定山河。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貶武之國策，舉農工商之業。一時間，國家似乎展露欣榮，教育、經學、科技、史學等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一個文氣典雅的國度誕生於柔風細雨之中。中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產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屬於宋。舉世皆讚其文化造極之盛世，經濟登峰之時代。“純文人”迎來過北宋那樣的“蜜月期”，但他們不幸的是，趙宋集團消極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訓，著重於推行文官政治，實行崇文抑武。宋朝的軍製是以犧牲軍事效能，實質上是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為代價的。宋朝最後的結局，自然是它治國策略的必然結果。
“剛柔並用”式的治國方略的基本特征是，以百姓的利益為根本，以充實倉廩為中心，把教化、刑罰和製度結合起來，把禮樂製度對社會的穩定和武功對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利民、治吏、治財結合起來，把富民、富國、強兵結合起來。
要說“換腦筋”方麵做得比較好的朝代，當推西漢初期了。
漢代在總結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改革和發展了先秦諸子百家的治國思想，提出了“文武並用”的治國指導方針，成功地實現了由秦尚“武功”重“進取”的“革命”理論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設”理論的轉變，並把這兩種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用仁義道德治國的“文治”，又用權威、暴力和刑罰治國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剛柔之術。因此，西漢初期的社會比較和諧，民風也樸實，基本上沒發生什麼規模性的農民起義，就是流民鬧事的也比較少。
柔性是有度的，如果柔到知縣不知、巡撫不巡的地步，那也是民眾的一種不幸。
蒙古人統治中原的過程中，其軍事才能發揮出舉世無雙的作用，但他們的政治才能與之不相配合。這些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時期也采用馬上那一套辦法來治理天下，結果生產力不但得不到恢複反而被進一步破壞，百姓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元朝的版圖雖然很大，但向外擴張並沒有任何政治理想作指導，如中國儒家學派所倡導的那種吊民伐罪；也沒有任何高級情操的動力，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傳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們向外擴張的目的隻有兩個：一是掠奪財富美女，另一是滿足征服欲望。了解元朝的野蠻本質和立國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國人所受迫害的深重。
勝利者的最大危險是迷信取得勝利的方法，以為用同樣的方法能夠取得後續的勝利。
每個封建王朝中後期的帝王們總是錯過千載難逢的“換腦筋”的機遇，這樣的戰略機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碰到，而這些昏君們卻不以為然，一錯再錯，從而決定了他們邁上了自我滅亡的快車道！
（摘自《傾覆與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