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群那晚上住在了縣政府的賓館裏，腦子裏天旋地轉。他是喝多了，他想。他從來也沒有喝過這麼多的酒。同學們對他分配的結果羨慕得很呢。這當然連他自己都不敢想呢，怎麼就那麼輕易？一切就成真的了。同學們舉杯，祝他將來能迅速升上處長、廳長、省長。鄧一群醉熏熏地說：“喝！廳長、省長是當不上了，但處長將來還是有希望的。我們都喝。我希望你們將來能當縣長、市長。”於是酒席最後在一片虛假祝賀聲中結束。
當官是重要的，現在，人們都想當官。當官是一種人生追求。一個人一輩子要是總是平頭百姓，那麼他這一生差不多就是失敗的。他在心裏暗想：我一定要努力啊！回城以後，一定要更加好好表現自己。當官就有權，有權就有一切。他將來要是在省裏當上幹部了，那麼老家裏的人就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了。這就是現實。
席夢思床是柔軟的，房間裏的空調是溫暖的。他躺在那裏很舒服。這一個晚上要二十塊錢，如果他還是一個農民，那麼他怎麼也不敢睡這樣的房間。他沒有去住那個紅旗旅館。現在住這裏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江蘇一個農民出身的作家，前些年寫了一篇很有名的小說，後來被拍成了電影，叫《陳奐生進城》。當陳奐生被縣長安排住進縣委招待所後，那種複雜的心態被刻劃得很到位。我是陳奐生嗎？不，他想。我的身份已經不同了。
住這裏是陳小青陪他來的，安排他住下後，她還坐在房裏陪他說了一會話。他突然問起她的家庭，她說她父親還是在水利局，沒有變化。她自己在宣傳部裏搞宣傳也沒有什麼想法，隻是這樣平淡的活著。她對這份工作有著強烈的厭惡，她說她討厭搞宣傳，除了她對宣傳工作的生疏之外，更多的是對宣傳的單調和重複感到厭倦。那些文件看上去冷若冰霜。縣裏的農民對宣傳幹部沒有好感，他們普遍認為搞宣傳，就是搞吹牛。陳小青說：“現在縣裏的宣傳就像統計局的年報一樣，水份很大。縣裏的有些工作才剛開始，宣傳機器就開動了，結果常常到頭來根本沒有實績。老百姓討厭宣傳幹部。另一方麵，老百姓還怕露富，不願意你為他們宣傳。”“搞宣傳一點意思也沒有。人就說‘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跟著宣傳部年年犯錯誤’。”她有些無奈地歎著氣。鄧一群聽了就笑，心想：這倒是當前的真情啊。
在她走後，他想起來自己還沒有和林湄湄聯係，她晚上值班嗎？他這次來應該去看看她。但他腦袋沉重，躺在床上很快就進入了夢鄉。
在公共汽車裏，鄧一群與那些鄉下的老百姓身份明顯不同，他有著一張白皙的臉，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穿著整潔的衣服，腳下是鋥亮的皮鞋。他還背了一隻漂亮的大旅行包。工作了，有錢了，他可以打扮自己。人是衣裝啊。汽車裏一股難聞的氣味。裏麵擠滿了那些衣著肮髒的農民，他們的麵目都很憔悴，蒼老。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在車上用一種敬畏的眼神看著他，意識到他是個城裏人。他們小心地與他保持一種距離。一個帶著孩子的婦女經過過道的時候腳踩在了他嶄新的旅行包上，弄上了一大塊泥巴。他心裏立即感到了一種不快，他不滿地說：“你注意一點啊！”那個婦女用一種敬畏的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趕緊帶著孩子坐到了後麵的位置上去了。
路很不好走，還是過去的那條砂石路，而且明顯缺乏保養，路麵上坑坑窪窪，汽車行駛在上麵，就像一隻小船行駛在大海裏，不停地顛簸。那輛公共汽車也有些年頭了，開動起來整個車廂都在響。透過車窗玻璃，可以看到沿途大片的田野。那些田經過收獲之後，現在空曠得很，看起來很荒涼。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過去的樣子啊！
鄧一群在車裏意識到左邊一個男人總是盯著他看。那個男人看上去有三十多歲的樣子，臉色黑黑的，透著憔悴和疲憊。他的皮膚粗糙，胡子也沒有刮，眼睛細細的，眼角已經有了很多的魚尾紋。他穿著一身舊棉襖，腳下卻還是一雙草綠色的解放牌膠鞋，鞋底上沾滿了泥巴。那個人總是像在偷偷地看著鄧一群。鄧一群感覺他很奇怪。當他再一次看他的時候，鄧一群迎著了他的目光也看了他一眼，這一眼讓鄧一群覺得自己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他。那個人看到了鄧一群的目光，趕緊露出了好像是討好的微笑。他有些怯怯地問：“你是不是鄧一群？”“你是……”他有點疑惑地問，在印象裏他又回憶不出他與這個人有什麼關係。那個人就綻開了臉上燦爛的笑，一張大嘴咧得很大，快樂地說：“我記得你，我們初中時候是同學，我叫高中。那時候你就坐在我的前座。我後來沒有考上高中。”高中這樣一說，鄧一群就記起來了，他初中的時候的確有這麼一位同學。那時候的高中是個瘦瘦的快樂的小個子，成績什麼的也都是不錯的。一個人的變化居然可以有這麼大，鄧一群心裏有了不少的感慨。高中問：“你後來考上大學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鄧一群笑了笑，他想，是的。他們差不多都快認不出來了。
高中問：“你現在在哪呀？”
“陵州。”鄧一群說。
高中就露出滿臉的羨慕，那種羨慕浸在臉上的每一根皺紋裏，他問：“現在在什麼單位啊？”
鄧一群說：“機械工業廳。”
車上的人都注意到了鄧一群這樣尊貴的客人（對於他們這個貧窮的鄉村而言）的存在。高中身上充滿了一種榮耀，快樂地說：“啊，哪天有空，一定要到我家裏去看看啊。到底不一樣，還是當幹部好。你現在多好啊，當了幹部，不用再像我們那樣吃苦了。”高中告訴他，他現在已經結婚了，生了三個孩子，大孩子是個男孩，已經七歲了，下麵兩個是女孩。他們家承包了十畝土地，一年下來，有上千塊錢的收入。在村裏，他們家這樣的算是中等，收入不是最好，但也不算很差。對生活，他已經有一種自足。他說，他們這樣的人與城裏人不同，能吃飽飯，一年勞作下來，還有點餘錢，就很好了。他問鄧一群結婚了沒有，鄧一群笑著說：“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打算呢。”他就連聲說：“對對，你們城裏人與我們不一樣。城裏人三十多歲沒有結婚的人多得很呢。你的條件高，一定要找一個大學生的。”鄧一群就露出矜持的笑。
鄧一群在鎮上下了車。從鎮上到前墩村還有好幾裏地，不通車。小鎮就是鄉政府的所在地。說是小鎮，事實上也就是有一條比村裏小路要寬得多的馬路，路兩邊有一些磚木結構的建築。這些建築都是公家的房子，有郵電所（老百姓卻稱之為郵局，——就像把鄉派出所，稱之為公安局一樣）、糧管所、水電站、供銷社、新華書店、木材公司、拖拉機站（分田到戶以後，拖拉機站就解散了，但那幫人員還在，因為這當中有人是吃國家糧的，於是就改為農機站）、信用社等等。這些單位的人員在他過去的心目中是多麼高大啊，因為他們都是吃國家糧的。吃國家糧就是一種神聖的概念。他也有兩個初中的同學、一個高中同學現在在這個小鎮子上做事。但他現在卻不必羨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