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凸凹體”的出現與我參加2006年9月於河南西峽舉辦的第五屆伏牛山金秋詩會有關。會後，我涇渭分明地寫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作品——組詩《中原八記》。且不說內在的不同，僅外形都有了整齊劃一的不同，不分段，長句式，斷行勾連，標題用“或”字布成兩層意思，最怪的是，還鬼使神差莫名所以地把標點符號打在了詩行句子的前邊。
在出現“凸凹體”之前，我已寫了20多年的詩，書麵的、口語的、第三條道路的、民謠的、半書麵半口語的，什麼形式，都折騰過、都玩過。雖然眾多的技術性表現，並沒消解、偏離我大抵恒一的價值向度，卻有了一種與詩壇“失聯”的感覺——我被我自個兒無窮變化的身形淹沒了！不僅與詩壇“失聯”了，還與自個兒“失聯”了。
急於扭轉這一局麵。為此付出了行動，其結果是，“凸凹體”出場了。
“凸凹體”在我這裏是於詩中雜糅了詞、曲、小說、散文、評論、繪畫等多種藝術門類的一種詩寫呈現。不承想，這個以本人名字命名的東東，竟跟《大家》雜誌倡導過一段時日的跨文體的“凸凹體”寫作同名。
“凸凹體”這頭詩歌怪獸一路走來，不知不覺間，至去年(2013)初夏，七年了。
七年間，我確實使我的詩歌有了凸凹的非常個人化的識別係統，特質、烙印、氣息、聲音等，隻要是我的詩，就算蒙上我的署名，業內人士也能輕易指認；我陰到一笑，對此，我是滿意的，我達到先初設定的目標了。但新的問題出現了。
“這個命名首先是痛快的，但是否也給自己帶來了局限，甚至布下了陷阱？”你說對了，我一成不變地重複自己、抄襲自己的自足與慣性，給自己帶來了局限，布下了陷阱，關鍵是，我漸漸感到了不快樂，感到了無趣兒。有趣兒與無趣兒，是我判斷一個小說一首詩歌好孬的重要圭表。
於是，去年初夏，我一口氣寫出了“非凸凹體”的《殺牲記》三首詩：《人腸與狗腸》《牛人史孩兒》《記四十年前的一隻大白兔》。此前，借小說《顏色》男主角藍亦汪的手，亦寫了“非凸凹體”詩《黑太陽》。這些詩，包括前邊數列的以小說名命名寫出的詩，都大大地使用了小說的手法。
我想用小說的介入，寫出新版“凸凹體”？小說推倒了“凸凹體”，又重建了“凸凹體”？連我自個兒都犯著糊塗。畢竟，才開頭，各種可能還在萌芽、生長，見不了真章。
5.我認為，喜歡第二喜歡的東西，就是踐行“詩意棲居”。第一喜歡的錢，這個是公共基礎、是大眾前提。撇開第一喜歡的不說，我第二喜歡的，是幹自己喜歡幹的事。我曾在一家央企國有獨資公司當法定代表人、當老總，還是正處級的，公司發展也還風生水起的，從一萬五做起，做到了公司資產上千萬。但幹了幾年，就不想幹了，從錢到錢，哪是我喜歡幹的活兒！於是，我一封《辭職書》麵呈基地主任，辭去了所有職務，然後經過一番周折，最終以平頭百姓身份調到了當地文化館，在文化局當差，而今又在文聯謀職。清水衙門，竟讓鄙人幹得歡天喜地。文學，才是我終生不渝的知己、戀人。為踐行“詩意棲居”，得到自己想要的，必須放下一些東西，哪怕放下這些東西，會被人不屑，譏為瘋子、傻子。
成都凸凹2014年5月2日於龍泉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