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用煤的曆史當然比這要早得多，漢代用煤冶鐵是已被考古證實了的，要比歐洲早一個多世紀--但是直到元代，歐洲人把中國人用可以燃燒的石頭（煤炭）生火當作奇聞。中國入用煤炭燒製陶瓷也是最早的，在東方陶瓷古鎮黃堡，早在五代時就開始嚐試用煤炭燒製陶瓷，到宋代就已經普遍使用，煤炭火的溫度之高與火力的均衡，使耀州窯以青瓷為代表的陶瓷藝術在當時處於國內領先的地位，貴為皇家貢品，可見其至尊程度。這是東方陶瓷古鎮黃堡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一個重要的貢獻。作為某種象征意義上的“方舟”，完全可以使我們的民族在現代工業革命中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然而，當五百年後，另一個歐洲人用煤炭點燃起一台蒸汽機的時候，中國的“方舟”卻正遭厄運，它載不動太多的封建大統、文化沉澱，已經停泊在這黃土灣裏。黃堡古商埠，一半已毀於戰火，一半因為原料的枯竭，逐漸進行了窯址的大遷移，轉向了陳爐一帶發展一一發達的內陸文化結局幾乎相同--這時已是另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國了，封建文化史上的康乾盛世，其實已是曹雪芹筆下的榮寧二府，諸事都悖常理。開礦取煤時而有殺頭之禍，時而又由民自采，從清初第一個皇帝順治開始，曆經康熙、雍正，至乾隆朝，前後四代皇帝，“禁礦”和“弛采”的爭論一直延續了一百多年。中國人真有耐心，一個問題可以爭論幾代人。比起元朝的君主，清朝的帝王似乎迷信保守得可憐，開采煤礦要觸動龍脈，動搖大清江山根基，這個荒謬絕倫的政見，竟然得到皇帝的賞識。中國官僚們在諫諍廷議時更多的是看皇帝的顏色行事，開礦之禁與弛之爭是這樣，若幹年後對鴉片的禁與弛之爭也是這樣。小民難以理解如此大政局，隻得以實用的方式來嘲弄朝廷．礦井的生態也有了其特有的方式：或開或停，時采時停。即使開采，也是陶忙務陶，農忙務農，農閑出煤，以備燒瓷生火之用，中國近代的工業不能發達，是中國人誰也丟不掉農業的根本，也不能丟掉農業之根本。
然而打開大清國門的正是用煤炭發動起來的堅船利炮。
在台灣、在開平（開灤）……洋人們驅用中國人開采著中國的煤炭，用中國的“黑色的金子”換走了中國的白銀……
曾經托起一個古代手工業商鎮的“方舟”如今靜靜地擱淺在中國耀州窯遺址--東方陶瓷古鎮黃堡鎮的一個黃土溝裏，那個地方叫新村溝，在今天的中國耀州窯博物館南邊不遠，距漆水河也不遠。如果是純粹的文化憑吊，我很喜歡這樣的所在這樣的古跡，清冷、偏僻，人跡罕至，沒有人工斧鑿的痕跡，沒有文人騷客的題詠，然而站在方井井口我又覺得悲哀：這個元代的煤井遺址和十裏窯場，這片比紐約建城要早四百多年的商埠，這個要比香港還要早六百多年的古鎮，它應該是很出名的，不該這麼冷落、這麼孤寂。它留給來者的思索，又僅僅是一個“方舟”所能包容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