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孩子，都才十八、九歲哪。辛辛苦苦養活到現在，才領了兩三個月的工資哪！”
“真是劉鄧未死，拳墊先死啊！小小孩子，都湊哪門子熱鬧喲！”
……
後來聽說，事因一部分福州大學、福建師大的畢業生，為了捍衛黨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持槍衝擊省軍區司令部，在營區裏自建營盤駐紮，與部隊對峙。雖然毛主席要求軍隊在與革命小將對峙中“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對峙中發生誤會，雙方開槍，造成學生死亡的事件，還是難免的。
我在舅父家養病足足養了半個月。正好湊足金玲滿月。福州火車站的列車運行也恢複正常。大約是1968年1月20日，我們購買了去沙縣的車票，在下午五點鍾左右上的車。
列車在當晚十點多到達青州。當時我們的工地在潩洲伐木場的三工區，距離青州將近十多公裏。我們不住旅社，倆人輪流抱著嬰兒，一個背行劉，順著已經完工的公路，在夜色中踽踽前行。風也好，露水也好，都不在這一對年青夫婦的話下。我真佩服金玲，按理說，月子裏的女人是經不起些微的寒風的，可她卻若無其事似的。我們到了自己的住處，已經是淩晨兩三點鍾了。大家還都在夢鄉裏，誰也不會想到我們會在這個時候回來。所以第二天清晨起來，見到的人都很驚訝。
第二天我們繼續休息，換洗被褥，整理內務。也許是一路上的緊張，神經中樞高度興奮，金玲仍顯得無病無患，一切正常。但到了子夜十一點左右，她卻有了發燒的症侯。我伸手摸摸她的額頭，有點發燙。深更半夜的，也不好去叫醒隊醫劉護士（我們都叫她劉醫生）。所幸我遵照老奶奶的囑咐，帶來了兩副生化湯。我不顧金玲的阻攔，立即起來，生火熬藥，讓她服下。一個晚上我都高度警醒著，準備隨時幫助金玲。但她一夜睡得很踏實，第二天起來，什麼事也沒有。這生化湯每副才四角六分錢，既便宜又管用。雖然隻用了一副。
孩子雖然滿月了，母親卻沒有奶水，而且乳房結了腫塊。我們隻得再請假，跑去福州，仍然到洋中街道醫院求治。
醫院裏有一個天生五體不全的醫生。他每說半句話，就要像撥浪鼓一樣地搖搖頭，裂裂嘴，斜斜眼；而且，手也抖抖，腳也顫顫。但他的醫術特高明，有滿牆壁的錦旗和感謝信為證。
她看了看金玲的胸部，捏了捏乳房的腫塊，就眯起眼，念起處方來。藥方由他的兒子執筆，也由他的兒子取藥配藥。他的兒子二十四歲，生得眉清目秀。因為他潛心學醫且醫術高超，自然有秀氣賢惠的女子與他結為夫妻，生下的兒子也有模有樣。他正在一心一意培養他的兒子繼承他的醫術。
我們取了他的中藥和膏藥，服用、敷貼後，病情迅速好轉。在舅父家留宿兩晚，即回沙縣。我們也不管南方哺乳婦女不能吃油膩食物的禁忌，星期日跑十多公裏，去青州紙廠的食品部購買了幾斤豬蹄，吃了兩三次後，金玲的乳房腫塊也消了，奶水也出來了。真是皆大歡喜。
華兒已經三四個月了。娘兒倆都沒有戶口，也沒有公價的糧食供應。三口之家，隻有我每月40斤的口糧。我們必須去向農民偷偷摸摸地購買餘糧。
這天一大早，我就到幾裏路外的自然村去。那時正值夏收夏種農忙時節，村裏的青壯年都下地去了，家裏隻有婦女和老人。我向他們買了六十斤大米，分作兩頭，挑起來並不重。
我順著斜坡，登上一級級土石相間的台階，上到坡頂，到了山腰的小平道上。總共走了還不到半裏路，突然感到胸悶不適。我放下擔子，咳嗽起來，隨即吐出一口稀痰，痰中帶有一些血絲。我頓時感到四肢無力，支撐不住。我坐在土坎上，歇息一會兒。我覺得，這是1963年打魚網線時所得的病發作了。我當機立斷，扔下擔子（這時候的山路根本沒有過路的行人），空手返回村子裏去。想尋個挑工，幫忙將我的大米挑回家。
大嫂聽了我的說明，無奈地說，她一個人要在家裏喂豬、養雞，還要做飯，給男人送到田頭去。家裏隻有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再沒有可以受雇的人了。
我在他們的飯桌前坐了很久，猶豫不決。喝了大嫂沏的青草涼茶，雖然已經覺得沒有什麼病兆了，但我還是不敢貿然自行回去。
老爺爺說，他是農家出生，挑這一點大米走十來裏山路不在話下。他願意送我回家。大嫂也說，老人能掙幾角零用錢也是不錯的。沒有其他辦法。雖然我覺得，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竟然雇用六十多歲的老大爺作挑工，心裏過意不去，找不到合適的，也隻好如此了。
當我們回到家裏，金玲抱著孩子迎上來，心裏感到狐疑：怎麼叫一個老人當挑夫呢？聽了我的說明之後，給了老人六角工錢。老人立即要走。我們中午打算煮粉幹，留他吃了午飯再走，老人不肯留下，隻好作罷。
我們一起去找小劉醫生。她建議我請假兩三天，去福州肺結核醫院作檢查。兩天後，我回來了，帶回檢驗報告單和雷米封之類強殺傷性的藥片。檢查結果是“浸潤型肺結核”。
這是一種“富貴病”，既不能過於操勞，又要經常吃好的。我們聽了劉醫生的建議，注意勞逸結合，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高興時就去上工，稍有不適就在家休息，病假證明到月底一次性開給。這是劉醫生對我的特殊照顧。當時我們基建隊是按勞取酬，根據每月開挖的土石方量驗收計資，十分工每天達三元多、四元左右；而在家休病假，每天隻有一元多。因此，我每月隻要出工十來天，也可得到六十多元的收入，不太影響我們的正常生活。小小的雷米封殺傷性大，又要每日三餐吃一片，既麻煩又容易忘記，幹脆不用。我堅持每日早餐前食用兩粒鴨蛋包，就是在清水燒開後，磕入兩個囫圇蛋，煮熟後，加入適量白糖，和湯食用。這樣連續三個月後，到福州複查，病灶竟然鈣化了。
此後，我多注意氣候變化，盡量避免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侵襲；尤其注意保持性情的舒暢，無論遇到多鬧心的事，都不急不燥。這樣經過三四十年，雖幾次透視複查，都沒有複發的跡象。“心寬體胖”確實是養生之道。
隊部在門前路邊立了一排宣傳欄，準備抄寫《毛主席語錄》以林強名義寫的《前言》。隊部幾個人，如會計小楊、莆田師範剛畢業分來的文書彭金池等，先用大紅紙給宣傳欄糊了個嚴密無縫。望著宣傳欄，幾個人在那裏發愣，不知從何下手。不知誰提的建議，兩個工人來三工區找我，說是有緊急任務。當我到隊部時，小楊和小彭還呆站在宣傳欄前。時間已是晚上七點多了。他們問我怎麼辦？
我說：“幹嘛不先寫好了再貼上去呢？”
彭：“一時忘了。兩個人都忘了。現在再去場部小鋪買紙，最快也要將近十點鍾才能回來。你看怎麼辦？”
小楊討好地：“我想小江準有辦法。你就說怎麼辦吧，叫我們做什麼都行。”
我說：“直接寫。還能有什麼好辦法！”
他們架起梯子，打起汽燈。因為沒有電燈，辦公室裏隻點煤油燈。我就著汽燈光，用尺子、鉛筆在紅紙上打格子。兩個草包就來回奔跑，給我打下手。
我開始聚精會神地提筆懸書，因為稍不留神，就會看走眼寫錯字，修修補補，也影響整體美觀。一篇《前言》，足足寫了四個多小時，整齊劃一的長宋體，一個字也沒寫錯，就象是按照書中的格式放大的一樣。兩個草包幾乎佩服得五體投地。
文化大革命的炮火開始蔓延到最基層，黨支部正副書記、隊長都受到衝擊。由於觀點的不同，群眾自然而然也分成兩三個派別。一派支持張書記；一派支持楊隊長。支持隊長的，自然以書記為主攻目標。他們找出一個致命武器：就是張書記作風敗壞，甚至與親生女兒同床午睡。為了證實這一論點，還有鼻子有眼地編出了小張在南平地區醫院保留有住院墮胎記錄等等。
作為被揭批的基層當權派，革命群眾都應一視同仁。但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有意無意地捏造事實、編造謊言，則不是我們應有的行為。
三個當權派的批鬥會，在沙縣城關林業招待所的會議廳舉行。當張書記被推到台前時，那些“人證”都自動亮相了。雖然小張跟我曾經有過一段戀情，但我也無意偏袒她的父親。因為他阻撓了我們的交往。任何一個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戰士，都不能容忍含血噴人、褻瀆真理。這時候，我大膽站立起來。大聲說：
“革命同誌們：張書記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路線的問題是嚴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擇手段、惡意攻擊一個人。我們希望剛才舉證的是事實，但我們更應該尊重證據。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之前，請將以上的所謂舉證暫時收起，擱置一邊。因此，我建議：由各組織選出一至兩名代表，前往南平市立醫院查閱病曆，是否真有墮胎記錄。按規定，醫院有保留病曆二十年的義務。在我們掌握確鑿證據後，可以直接將敗類押解執法機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其實，所謂的舉證根本不能立足。我的講話博得熱烈的掌聲。凡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會同意我的見解。但以會計小楊、京劇演員老杜夫婦一幫人，卻堅決反對。在掌聲之後，會計小楊帶頭喊起口號：
“打倒基建隊最大走資派！”
“砸爛張×；×；狗頭！”
“把保皇派揪出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幫人一邊喊著口號，一邊上台來抓我。山東大漢鄭子科一把將我拉到他的背後，用他魁梧的身軀，象一麵牆似的護住我。大聲喝道：
“誰敢動小江的一根毫毛，我就砸爛他的狗頭！”
鄭大哥攥緊拳頭、曲起手肘，把到會的反派人物嚇得一哄而散。
從這個事件之後，我再也不去理睬“革命”工作，但是厄運卻並不願意離開我。或許是有人故意陷害；或許是運動的“深入”，在工人和幹部的隊伍中，一個又一個地被揪出來，假以各種罪名。有：國民黨殘渣餘孽、蛻化變質分子、壞分子……。盡管我一次又一次申辯自己長在紅旗下，是共產黨、人民政府將我撫養長大，但那些居高臨下、盛氣淩人者根本不聽。
揪鬥的對象可以跨工區、跨地域。雖然我還在潩洲伐木場的三工區，遠在富口白溪的班組，還能派人來把我押解到他們那裏去。真是奇了怪了，那個入錯房、三天不敢出門的矮個子老韓，竟然也成了“革命紅衛兵”，和小葉等一起來抓我。終於有一天，我能和幾個“壞蛋”同時在沙縣電影院的舞台上亮相。
講話的顯然沒有作好準備，隻是鼓動台下的群眾跟著喊口號。當喊到“江立凱要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時，守在我兩旁的“護衛”才發現，我並沒有低頭。於是兩人同時一手扳著我的肩胛、另一隻手使勁摁我的頭。我被摁的頭低了一下，隨後就反彈回來，仍然昂首挺胸，立在台前。
亮相後仍回工地。在幾乎所有的工礦企業都“全民皆兵、停工鬧革命”的時候，我們林業部門仍然繼續生產。因為我們是按勞取酬的，沒有工程進度，就不能驗收土石方量，就沒有工資可以結算。
國民黨少尉夫人、殘渣餘孽、京劇花旦老杜患了病，到福州協和醫院醫治；她丈夫老畢是流氓、地痞、舊社會的渣滓，自然不準去福州護理和照顧。而我要去福州複查病情，老畢就來找我，請我代他去看望妻子，並捎帶五十元現金，給妻子零用。我收下了錢，答應捎帶幫他辦事。
當我在萊舟火車站站台上正準備上車的時候，彭金池帶著兩個人急急趕來，在車廂門口攔住我，並將我帶回工地。他們將我關在一個小單間裏。這是一批工人搬遷工地騰出的。他們對我連夜突審，我不予理睬。再問，我就說困死了。時間已是夜半十幾點了。他們看看問不出什麼，就走了，門口掛上鎖。
第二天天明，看守的人來了，打開鎖，放我出來洗漱，然後打來飯菜，給我食用。接著，彭金池、矮老韓等，就開始對我再審。他們問我：
“你給杜美裔帶去什麼特務機密？”
“你們有幾台電台？”
“你的代號是什麼？怎樣跟台灣敵特機關聯係？”
……
亂七八糟的所謂問題，弄得我筋疲力盡。
第三天，他們把老畢也弄了來，在隊部的會議棚開批鬥會。昨天的問題問了又問，沒有實質性的結果，批鬥會草草結束。
我在三工區居住時發生了三件事。
一件是：妻子去福州醫治乳房膿腫，我晚上到小陳的住房坐坐。我對過的閩清老沈突然來找我，說我的唯一的一隻高產烏母雞被黃鼠狼叼走了。幸好他立即爬上土坡猛趕，才將死雞追回來。又說他買了一副中藥，需要烏雞作藥引，正好把這隻烏母雞賣給他。我說，雞是他追回來的，就送給他吧。可他非得給我五元錢，我隻好收下。
說起這隻烏母雞，還有一段曆史。它是燒炭老王在炭窯邊飼養的十隻小雞之一。老王炭燒好了，要下山，自己單身一人，家屬在山東老家，就把十隻小雞都送給我們，隻收成本二元錢。可是不久就趕上雞瘟，死去九隻，隻剩下它了。一直飼養到大，開始下蛋。起初每天一粒，後來間隔越來越短，大概二十小時就能產一粒。有時趕在一天裏，清晨五六點鍾產一粒，晚上八九點鍾又產一粒，產到二十幾粒，才休息幾天，又開始產蛋。真是一隻高產穩產的好母雞。所以說起來，被黃鼠狼叼去也怪可惜的。
第二件事是：我們二班的班長，他愛妻如命。食堂雇他的妻子阿蘭和老沈的家屬作飯。這一天早晨輪到阿蘭起早，他不讓妻子起床，自己起來去頂班。也是合該出事，他忘了帶火柴。他返回宿舍，推開門，一個黑影從他的床上跳起，從後窗逃走了。床下留下那男人的鞋。他立即揪起妻子漂亮的長發，劈頭蓋腦地打到房門口。吵嚷聲響遍整個工區。阿蘭隻是低聲的啜泣。大家都披衣起來看看究竟。這一天的早餐仍由老沈夫婦起來料理。
事情很顯然，是阿博的摯友擦槍走火。他的房間就在隔壁。他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三天沒有出來。同事們去怎麼叫門也不開。直到風聲稍稍平靜，他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帶著瘦削的猴臉出來。大家都不再提起這事，免得人家難堪。
說起這兩個男人、一個女人之間的情誼，是絕對上好的。他們都是浙江平陽人。從一起做民工，轉到成為林業工人，都在一起。阿蘭十分漂亮，雖然已經三十好幾了，仍然風韻猶存、很吸引人。見了她容貌的男人都會議論，女人也不例外。他們每天三餐都在一起吃飯。一男一女倆孩子好象共有的。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當然，別人的妻子總是別人的，沾不到一塊。誰知就這麼一次，走火了！還不知道事情有沒有辦成？
這件事之後，金玲特別警惕。以下就是我要補充的第三件事。
平時，我到小妖怪家坐久了，金玲就站在平房的東頭，向西高聲呼叫。等我回到房門口，她立即退進門裏，拿起門後的短木棒，指著我的鼻梁說：
“說，拉什麼呱去了？是不是看上狐狸精了？那福州娘們兒，又會唱、又會跳的，你心裏癢癢啦！”
我無可奈何，隻好盡力安撫。下午上工的時候，小陳特地問我怎麼回事。我如此如此的告訴了他。他說：“看我的。你隻要好好配合就行了。”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小陳一大早到青州造紙廠去，買回豬肉、韭菜、麵粉、佐料，放回宿舍，就過來找金玲：
“嫂子，幫幫忙。”小陳那亦詼亦諧的樣子，讓金玲半信半疑。
“幫什麼忙？”
“幫忙包餃子啊！”
“你老婆不會嗎？”
“你不知道嗎？福州女孩子隻會唱歌、跳舞，哪會做包子、包餃子？你幫幫忙，不然我買回來的肉都要臭了。”
“好吧！”金玲把孩子遞給我，說，“你前頭走吧！”
金玲去了有一個多小時，回來了。對我說：
“這小妖怪今天請什麼客，買了一大堆肉、五斤麵粉，非得我幫他包完，弄到現在才歇手，累死我了！”她一邊說，一邊甩手臂，活動筋骨。
金玲伸手要接孩子：“來，華兒，吃吃奶。”
我將孩子交給她。趁著金玲背轉身的工夫，小陳在平房的西頭向我打手勢。意思是讓我不要生火做飯。
不一會兒，小陳又來了，嘻皮笑臉地：
“江大嫂，多謝你了。你幫忙還要幫到底，把餃子煮了。”
“煮餃子也不會？待鍋裏的水開了，扔下去就是了。再開了，添點涼水，讓水止沸，再開了，再加涼水，如此三次，餃子就熟了。”
“哎呀，你說了一大套，我記也記不住。還是老師傅親自出馬，指點指點吧！我們倆口子正等得焦急呢！”
“我也要做飯哪！”
“讓江大哥做吧！你隻管幫我們下餃子。”
餃子煮好了一鍋，金玲回來了，疑惑地問：
“怎麼還沒生火？”
小陳隨後追過來：“生什麼火，我那邊餃子還吃不完呢！”
“你不是要請客嗎？”金玲說。
“就是請你們呀！”
金玲總算明白了：“噢，原來是你們兩個合夥蒙俺哪！俺不去！”
我和小陳推的推，拉的拉，把金玲弄到小陳的房間裏，在小桌子邊坐下。小陳的妻子是幼兒園的老師，沒有脾氣，笑著臉對金玲說：
“來，小葛，一起吃。這是你煮的第一鍋餃子。我再去煮第二鍋。你們先吃吧！”說著，她就到房前杉樹皮搭蓋的小廚房裏。
金玲不放心，跟隨出去：“你會煮嗎？還是我來吧！”
兩個女人把餃子都下好了，回到桌旁。小陳打開一瓶地產的玉露酒，給每個人斟上小半碗，就開始他今天的話題。
“小葛，你看我的老婆漂亮嗎？”
“大城市裏的人，細皮嫩肉的，自然漂亮了。”
“所以啊，這麼漂亮的女人，我自己還疼不夠呢，能讓小江沾便宜嗎？”說著，他摟住妻子的脖子，就要親嘴。妻子推開他：
“別沒正經的。吃，吃餃子。喝酒。”
一場誤會就這樣化解了。
擦槍走火事件發生之後，朋友們都為當事人老韓的婚事操起心來。老韓四十多歲年紀，矮矮的個子，相貌不太佳，要給他物色對象確實不容易。好在山東、安徽有的是受窮的家庭。為了改變生活條件，犧牲個把女兒，也不會太難。後來，安徽回鄉看家的，給他帶來一個28歲的大姑娘。這姑娘臃臃腫腫，個子比老韓高出半個頭，相貌也不用提起，好在是個女人。是個女人都能做男人的妻子。他們班組為倆口子舉行了簡單的婚禮。誰知洞房之夜剛過沒幾天，就出了一件事：那天一大早，老韓家的從房間裏跑出來，順著斜坡下到小溪邊，坐在洗衣石板上，雙腳泡進水窪裏，上下撲騰，濺起一串串水花，嘴裏大喊大叫：
“我要死了，我不活了。我要跳河了！”
人們好奇地披衣出門，看她就在食堂邊上的水窪裏搗動雙腳，那淺淺的流水，就是整個人躺下去，也淹不死人。娘們兒、媳婦報以嘻笑，仍舊回房去了。老韓則站在平房邊、公路護坡的高處，大聲咋呼：
“讓她跳。跳啊！怎麼不跳啊？淹死了才好呢！”
這場大姑娘清晨跳河的短劇，在人們未正式起床之前，收不到預期的效果，草草收場了。
我們工地一直往正地延伸，從三工區我們的住處到新的路段，有五公裏。我們不再蓋工棚、不再搬家，開始實行每天一班製。中午派人去食堂挑飯，這活兒一般都是我擔當。每個人都有自己飯盒的編號，我必須用紙張記下來。如果忘了帶紙張，就摘一片芋頭葉子，掐根短木棒，在葉子上劃字。
在這段工地還有一段插曲，就是安徽的大齡青年楊富貴，三十六歲還未娶妻。大姑嫲嫲被他央求不過，從山東給他介紹一個對象，二十六歲，為他們操辦了喜事。因為小王出門在外，會和山東老鄉問好請安，楊富貴疑心重重，甚至請假在家裏守護妻子。發現妻子與老鄉說過話，立即將小王拉進房裏，要她脫下褲子給他檢查，是否有別的男人留下的印記。這對夫妻鬧了幾個月，終於不歡而散。聽說小王回山東後，憂鬱難耐，加上心髒病，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金玲因為擔驚受怕，回山東老家去了。
正地工地結束以後，我們三班28人先行搬到高橋杉口去。暫時住在農民家裏。每天上山砍伐毛竹、杉木。搭蓋工棚。為後續班組打前站。
三個多月後，我實在忍不住寂寞，一封又一封信地催她回來。1969年8月2日，已經擔任杉口伐木場副場長的她二叔讓人捎信來，說金玲領著孩子回來了。我從村子裏趕出去接她。到村子的第二天，就分娩了。大約是一路的火車、汽車，長途勞頓所致吧。剛出生的是個男孩，房東老婆婆接的生。也許是生鏽的剪刀沒處理好，得了破傷風，牙關緊咬，手腳發顫。我們在老百姓家裏也沒有主張。
過兩天，我們在村頭風水樹對麵河邊的工棚蓋好了。為了減少對村民的叨擾，我們一個班先搬離村莊，到新工棚住。新生兒也帶過來。當時隻有我們一個班在這裏，沒有隨隊的醫生。我們倆都年輕，不知道該怎麼辦，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抽風六天，就死去了。安徽的沈華有幫忙，用一隻新土箕裝著，到後山上找個地方埋了。一條小小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
過了幾天，我們正在農民的曬穀場上集中，準備上工。一隻下山到溪邊飲水的山麂，被山上放羊的小孩一轟，竟越過溪流，闖到曬穀場來。曬穀場的四丁有竹籬笆圍著，我們一群人分開圍堵，老百姓見了也來參加。山麂一跳一蹦，想跳出籬笆，沒有成功。它突然鑽進一個農民的胯下，沒逮著，被我們工人逮住了。農民說，他們也出了力，該分一份給他們。我們不會宰殺，請農民中會宰殺的將山麂殺白了，分半胴給他們，讓村民們分享。我們的半胴，由炊事員老梁烹煮了一大鍋，每個人都分得一小碗，味道香嫩極了。俗話說的一點也不錯：山裏好吃麂、鹿、獐；海裏好吃魚翅、馬鮫、鯧。
大隊長老王（現在稱村長）隻生一個女兒，二十八歲了還未出嫁。一是因為相貌一般般，二是他們要招上門女婿，還沒找到適合的。這一天，老王大辦宴席，請村裏、村外的親朋好友，為女兒舉行隆重的婚禮，把我們全班組都請去。我們每人都包了五元的紅包作為賀禮。在酒席未開始之前，自然是闖新房。老王女兒的新房在當時確實十分氣派，真是應有盡有。在樓下正廳，收禮包的桌子上，擺著一張四開的大紅紙，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毛筆小楷字。原來那是男女雙方簽訂的合約。
合約規定：男×；×；×；自願入贅王家為婿，婚後若生育若幹子女，當依長次劃分歸屬。即女方為長，男方為次。比如生得兩男兩女，即第一男（長男）依女姓，姓王；第二男（次男）依男姓，姓方。女兒亦是。若生得多男多女，亦依此類推。為免除日後糾紛，特立合約為據……
當時還沒有強調計劃生育，但如此滑稽的文筆也隻有鄉村的老學究寫得出來。赴一次宴，長一回見識。
新蓋了三座大工棚及醫務室和夥房。接著，大隊人馬陸續搬過來了。此時基建隊已相應縮編，原來在伐木場的，大部分到新建的伐木場去，願意留在基建隊的，可以留下。去的人多是圖個吃住穩定，基建隊則要時常流動，搬來搬去。
我們靠溪邊的這一座草棚，隔成幾個單間，每一間住一戶，小夥房則在各自房間外麵的空地自行搭蓋。我和印尼歸僑費醫生合蓋一間，當中隔開。三餐做飯菜，可以互相串門。這天清晨，費醫生用煤油爐煮了一碗興化粉，隔著竹編的牆壁招呼我女兒。我們穿好衣裳，抱著女兒到她的房間去。費醫生弄隻精巧的小碗，撥出一些興化粉，對華兒說：
“華華，叫一聲阿姨，這米粉就歸你了。”
華兒並不理睬，也不叫。費醫生試了幾次，華兒根本不感興趣。費醫生隻好委曲求全：
“好了，好了。你也不用喊我阿姨了。興化粉還是給你吧！”說著就把碗遞給華兒，華兒還是不接。
金玲說：“費阿姨才煮這麼一點米粉，華華就不吃了。要不然阿姨就不夠吃了。”
“我三餐都吃得很少的。你看，”她取出一隻很小的飯盒，“我吃米飯，隻蒸一兩米，有時候還吃不完呢！今天實在是煮得太多了。不給華華吃，也是浪費了。”
金玲接過米粉，對華兒說：“華兒吃吧！阿姨給你的。說謝謝阿姨。”
華兒不說。費醫生說：“算了，算了。別難為她了。”
剛抱著孩子走到門口，華兒突然回轉身來，對費醫生說：
“謝謝費阿姨！”喜得費醫生追出門來，抱著華兒的臉，狠狠地親了一口：
“華兒真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