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西古今全麵整合普遍創新
回顧百年來中國走向世界的舉步維艱的曆程，無不表現為文化心理深層的傳統與變革、中學與西學的矛盾鬥爭的問題。這一對立，迄今仍然困惑和貫穿於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現代化的實質性的根本矛盾。由於這種矛盾，從本質上規定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革，是一個多難性的曆史選擇與重建的過程。
思維方式的變革，與文化的衝突和交流密切不可分離。近代以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革過程，與中西文化的衝突、交流過程緊密相連。
自從林則徐開眼看世界以來，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西力東進之不可抗拒的趨勢。從此以後，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力求自強的曆史任務持續地被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所肩負。這一曆史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個“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問題。以不同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表現著思維方式發展變化的不同層次和階段特征。特別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由對待“西學”的態度決定的。
首先，堅持中西多元思維從體到用的整合。
中國的近代曆史是較晚時候開始的。如果說世界近代史的起點都以資產階級的思想啟蒙和資本主義製度的萌芽為特征的話，那麼，西洋文明表現這一特征的動因是由西方文明自身變化決定的。而中國社會這一曆史門檻的啟動則主要是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衝突所引發的。所以，中國近代曆史伊始，就濃鬱地滲透著“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西學”與“中學”的關係問題。
從林則徐、魏源起，在對待“西學”的問題上，早已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這意味著對“西洋文明”的分析態度的誕生。他們承認西方文明中有較我們優越的方麵，比如其車船之堅，槍炮之利，機器之精等，都是中國的道德文明所不具備的。中國人隻有學到了這些物質文明，才能真正對抗洋人的侵略。
以往對於林則徐“以夷製夷”的主張，僅從政治的矛盾角度予以釋義，認為這是林則徐主張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使中國在多國列強的入侵下，達到一定程度的緩衝喘息。這種解釋純從政治軍事的意義上來講，似乎與曆史的事實相一致。但是，如果從文化思維的角度去看，這種解釋就顯得有點本末倒置了。它忽視了林則徐主張“以夷製夷”的前提和其整體含義。林則徐認為，隻有“師夷之長技”，才能“以夷製夷”。所以，筆者認為，這種主張是對待“西洋文明”“西學”的一種基本態度。即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器利文明。
林則徐、魏源之主張，並沒有使得中國很快取得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勝利，而曆史在此後更加沉重，內憂外患愈益加劇。一方麵談不上從思維方式上真正吸引西洋文明的積極成分，另一方麵在愛國主義、反對封建腐敗政治的旗幟下，視一切學習西洋的主張為賣國行為，所以，事實上又加深了中國與西洋文明的隔膜。但是，帝國主義卻充分利用了這種文明進化程度的巨大差距和中國國內的政治矛盾，諸國攜手，很快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
到了中國社會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時，應該如何對待“西洋文明”“西學”呢？此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因遭受洋人的侵略，而本能地痛恨洋人、洋學、洋貨，這是自然的不奇怪的現象。但是，感性的本能的反感心理終必不能抵禦事實上洋人對中國的劫掠，所以冷靜地理智地認識和對待“西洋文明”則是更可取的態度。對此，李鴻章等師承林則徐的“以夷製夷”的主張，一方麵有一定的賣國主義嫌疑，而另一方麵，則是在文化意義上強調學習西洋的先進文明。他們明確提出興辦實業倡導洋務，以求自強。他們的這種主張根源於對西洋文明的這樣一種認識，即認為西洋文明是一種物質文明，或稱為機器文明、工業文明。而中國的文明則是一種精神文明，或稱作道德文明。因此，中國人學習西方，最根本的是學習其機器文明，即學習西方的“船之堅”“炮之利”，而不是學習其倫理道德。那麼如何去學習西洋這種物質文明呢？洋務派主張以中國的倫理精神道德文明做根本，即保持封建的禮樂關係，宗法製度不變，隻在器用上借鑒和吸收西洋人的物質文明。這就是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
這種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表麵上似乎是一種豁達的主張文化交融的態度，但是，事實上這種觀點在理論上表現為下述明顯的弊端和缺陷：
其一是“中體西用”的觀點，基於把人類文明和整個文化形而上學地區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種形式和兩個方麵的認識。這種認識，主觀地割裂了文明和文化的內在關係。
文化與文明，就其本身含義來說，都是相對於原始野蠻而言的，泛指人類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切成果和經驗的總和。對於曆史進步的任何一個具體時期而言，這種成果和經驗必然包含著物質的成果，又包含著精神的成果，是一個有機的統一的整體。因此，任何文化形態或文明都絕不可能是純粹的物質的，或者是單一的精神的。洋務派在把“西洋文明”稱作機器（物質的）文明，而把中國文化稱作精神文明的基礎上，所提出的“中體西用”的觀點，一開始就犯了主觀主義的任意區分的錯誤。事實上，任何文化都是體與用的統一。
其二是“中體西用”觀點的主張者，試圖標榜一種文化滲透與交融的態度，但是這種交融不是遵循文化自我的自律性，客觀地對待兩種異質文化的相互作用關係，而是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場上，以不變應萬變地看待異質文化。充其量隻能把西洋文明視作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因此，“中體西用”的觀點，並沒有公正地把中西文化放在曆史邏輯的天平上，客觀地對待其相互關係。實質上主張一種“以我為本”“以人為末”的本位主義立場。
其三是“中體西用”的立場，表現了一種對封建文化的依戀情感，它出自一種本能的國粹心理，並未用科學理性的目光去審視西洋近現代文明，更不可能自覺地科學公正地對待中國傳統的倫理文明。
因此，所謂西學為用，到底還是一句空話，因為西洋文明的自然理性精神物質利益原則競爭進取思想等，無一不動搖著中國傳統的道德理性思想。故此，“中體西用”的主張，其最終必然走向“中學”不移的結果。
其四是“中體西用”的主張，抽象地把兩種不同曆史形態的文化，放在同一水平上作以等量齊觀，這本身在方法上就是一種錯誤。文化與文明作為曆史進步的綜合成果的具體凝結，必然具有曆史性的特征。因此，具有濃鬱的宗法觀念氣息的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說是封建製度、自然經濟條件下的文化文明形態。而中國近代以來，所謂東漸之西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以來（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文化文明形態。後者的建立，是以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社會革命作為基礎的。它倡導一種自然理性科學理性的精神，從而向以往的一切盲目信仰徹底決裂；向封建的宗法觀念道德理性思想發出了最後宣戰。它以科學的思想，民主的精神重新建構起人類文明的新形態。這種科學的民主的精神，從根本上講，不迷信任何東西，因此與祭天信神的封建等級觀念、君主意識格格不入。因此，建立在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基礎上的西洋近現代文明，是對於封建文明的曆史否定，是一種文化文明的曆史進步的結果。由此可見，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衝突，對於文化的曆史進步過程而言，是兩種不同曆史形態的文化文明的矛盾。如果離開曆史的邏輯的立場，就不能在這一衝突中看到民族文化自我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會陷入自我中心，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主義立場而不能自拔。“中體西用”的主張者就犯了這一錯誤。我們應該看到，這場中西文化的衝突，是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從而實現文化形態曆史進步的必然趨勢和有利機遇。
其次，堅持外來文化、地緣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矛盾整合。
本世紀30年代，陳序經、胡適就提出，中國思維應“全盤西化”。從鴉片戰爭開始，外國侵略者用大炮叩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動地麵對著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這種背景，造成了中國近代先進分子的一種矛盾心理，即如何處理抵抗侵略與“向西方學習”的關係。這對矛盾使他們在走向世界的時候，內心不斷經曆痛苦的自省和超越。向西方學習的每一步深化，都要求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為中西文化之間架設一座新的橋梁。通過這一座座橋梁，幾代誌士仁人將沉睡的中華民族逐步引向世界。在上述過程中，難免會有認識失當之處，因而導致保守的或是偏激的結論。30年代的“全盤西化論”，便是對中西文化關係的一種偏激的認識。
“西化”的思想是基於民族危難的緊迫性和中國舊文化的落後腐朽性而提出的。胡適認為，正是這種曆史實際決定了我們當前的緊急任務在於進取，要救國建國，因此，無論什麼文化，凡可以使我們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吸收。我們救國建國，就像木匠建屋，隻求材料可以應用，不管來自何方。這種學習吸收的第一步是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功夫。不要因此而害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足夠保守那些舊文化了。具體地說，就是要充分采用吸收作為世界先進文化標誌的西方文化。在胡適看來，人類文化的發展有三個理想目標：發達的科學，社會化的經濟製度和民主的政治製度。這便是整個人類文化當然也包括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旨在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使之能在現代世界裏立足，那些具體的目標，當然是在順應世界的大潮流，使科學知識、經濟成長和政治民主都能達到世界的標準。所以，胡適把他的“全盤西化”稱為“充分世界化”，認為二者是同一個意思。從這個意義講，胡適認為，“全盤西化”不僅是中國曆史發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發展潮流的要求。
胡適堅決反對從洋務運動以來所盛行的調和主義的思想和做法。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是物質的，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是精神的。而且，其器物越完備複雜，精神的因子就越多。西方文明的物質技藝的先進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建立在其科學精神、民主政治和社會化的經濟製度的基礎上的。它們才是物質技藝先進的根本原因所在，是西方文明之本。以這些不同層次的因素為主體，依次建構一個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的有機整體。中國文明落後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於此，而決不僅僅是物質技藝的落後。因此，我們學習、吸收西方文明，改造中國文明，就必須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同步地進行。否則，折中調和舍本逐末，結果不能不以失敗而告終。
“全盤西化”的本質是矯枉過正。胡適認為，文化本身就是保守的，它對內能抵抗新奇方式的興起，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無論構成文化的各方麵如何激烈變動，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中國文化尤其如此，曆史上，無論物質生活如何驟變，思想學術如何改觀，政治製度如何變化，都不曾動搖過中國本位文化。近代的變革無論是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甚至“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也不曾動搖過中國本位文化。因此，不必焦慮它的動搖，不必痛心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形式失去它的特征，相反，應該焦慮的是那些固有的文化的惰性太大太深。曆史的經驗教訓證明，唯有通過“全盤西化”這種矯枉過正的精神和方法才能打破這種惰性，再造中國文化——讓先進的西方文化摧毀掉中國文化中落後腐朽保守的東西，激起它的活力，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國本位的現代文化。因為，在這種“隻接受了世界文化一點皮毛”的曆史條件下，侈談“創造”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中也是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這正是胡適所設想的“全盤西化”的最終目標和結果。在胡適的設想中，虛心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工藝的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其目的在於：讓世界文化和我們的古老文化自由接觸，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無論怎樣的革除淘汰，采納吸收，都不能蝕敗、毀滅中國文化的特性與價值。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個大解放的作用；采納吸收新文化的成分，接受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隻會使傳統文化因外來科學文化的衝擊而格外發揚光大。經過文化大變動以後的結晶品，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著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麵剝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這個結晶品的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界的科學民主文明而複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即國粹派和折中調和派所推崇並堅持的“中國本位文化”。可見，那種把胡適的“全盤西化”思想當做與國粹主義對立的認識，主張擺脫這種兩極震蕩，超越二元對立的觀點是有悖於胡適思想實際的。
正因為如此，胡適在論戰中把他的“全盤西化”闡釋為“徹底的、充分的現代化”，即在數量上盡量地精神上全力地西化世界化。胡適承認，數量上嚴格的百分之百的“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作為人民生活的方式，它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曆史習慣的限製，這是文化的固有惰性，而且西方文化也確有不少曆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采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吸取的。胡適主張徹底吸取的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實質，西方文化之本——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社會化的經濟製度，而決不是百分之百的照搬照套盲目模仿，而這正是人們對“西化”概念的最大曲解。
與“全盤西化”的主張相反，上個世紀30年代也出現了“本位文化論”觀點。
大革命失敗後，在政治上國民黨統治集團建立起封建買辦資本主義的專製製度。為了適應政治統治的需要，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尊孔讀經”惡浪，力圖論證法西斯統治符合“道統”。1934年2月，蔣介石首倡“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生活準則。7月，國民黨政府決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通令全國各機關學校遵照規定舉行紀念活動。11月，國民黨中央常會又特別通過了“尊孔祀聖”的決議。1934年10月，國民黨要員戴季陶、陳立夫相繼發表談話和文章，從理論上論證複古的“合理”。戴季陶強調：“經書為我國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學較之現在一般新學說均為充實。”“希望全國人士速研究以發揚光大吾國之固有文化。”陳立夫在《中國文化建設論》中盛讚中國傳統文化“光芒萬丈、無與倫比”。
“本位文化論”主張者的成分比較複雜，其中有的是國民黨禦用文人，他們直接受命於國民黨統治集團，為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搖旗呐喊；有的是上一個時代的封建士大夫，他們並沒有跟著帝製的崩潰而死滅，“本位文化”於他們而言，不單是“立言”的理論基礎，而且是“立身”的精神支柱；還有的是迷失在東西文化衝突之中的守舊知識分子，他們將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發揮為全麵肯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巨大優勢麵前，常常表現出“阿Q”式的“精神勝利”心理。以上幾部分人的動機各不相同，但30年代的複古逆流把他們卷到了同一戰壕之中，在“本位文化論”的旗幟下團結了起來，共同反對“全盤西化論”。論戰中出場的主要是第三部分，因為第一部分人以其臭名昭著而被世人不齒；第二部分人那世紀末的衰微之聲更是難得回音；隻有第三部分人對探索東西方文化“奧秘”的積極姿態及他們的學者地位，頗能打動一些人的心。“全盤西化派”對“本位文化派”的批判主要是針對他們而發的。
“本位文化論”內部因主張略有分歧而又可分為兩派。梁漱溟認為，中西文化之不同表現為都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別。今日中國文化的出路，應以“西洋都市文明、工業文明，與中國的鄉村文明、農業文明，兩相接觸，改造一種新的環境，在不斷的轉變之下，成為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以鄉村為主體來繁榮都市……開辟世界未開辟的文明路線”。張東蓀則提出，中國與西方，就社會組織與經濟狀態來講，誠然隻有古今的縱式區別……但就思想而言，則確有東西的不同，不能以古今來概括之”。西方思想的主體是科學與宗教，中國則是人生哲學。中國文化之出路在於思想上保持中國傳統，使之具備吸收外族文化的主體資格，而其他方麵依然須盡量采納西方文化。
文化與思維方式的論爭，與政治主張不同密切聯係。20世紀30年代“全盤西化論”與“本位文化論”爭論的焦點在於：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還是中西文化調和。而爭論的實質則是中國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堅持封建買辦資本主義統治。
今天，在中國社會的發展處於繼往開來的曆史關鍵時刻，文化與思維方式上仍然麵臨一個“西方”與“本位”之爭。例如“儒學複興”說認為，現代化是“中國文化回歸”。這種觀點往往是在西方文化思想衝擊下，擔心“拋盡自家無盡藏，沿門把缽效貧兒”的悲劇發生。並且試圖用儒家倫理治療現代化帶來的負麵效應。與此相反，時下的“全盤西化”論者亦不乏其人，但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曆史事實證明，這都是行不通的。
張岱年先生所提出的“綜合創新”說，可能是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變革的一條新路。它既不是“儒學複興”固執本位文化的保守主義，也防止了“全盤西化”論徹底忘根的“革命”，而要知古通今、兼含中西、力求創新。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回眸性；既注意思維的曆史時間維度的沿革性，又全方位地放眼思維的空間維度之交流。
第三，堅持繼承與創新的整合。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幾千年的曆史發展，自然有其精華，特別是其在當代仍然具有積極的方麵，我們應該積極繼承。例如，傳統思維方式中無神論的人本主義思想，辯證思維的傳統等，仍然是積極有益的思想，並且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存在相當的一致性共同性。古代辯證法中包含著豐富的天才的合理思想。如“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物兩體”“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等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矛盾思維方式強調的“對立統一”“同一”“鬥爭”不謀而合。老莊哲學思維中的負麵思維、逆向思維等，在今天仍然是寶貴的財富。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事實要求我們在認識和實踐中，必須繼承堅持和應用這種辯證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