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羅蒂的這種合理性標準，一切不能事先確定成功標準的人文社會科學，包括藝術在內，都不可能是合理的。然而流變中的成功標準和發展中的目標定位自身也有內在的邏輯，於是羅蒂找到了新的合理性的意義，“在這種意義上，這個詞指的是某種‘清醒的’‘合情理的’東西而不是‘有條理的’東西。它指的是一係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別人的觀點、樂於傾聽、依賴於說服而不是壓服……在‘合理性’的這樣一種意義上，這個詞與其說是指‘合方法’不如說是指‘有教養’……根據這種解釋，成為合理也就是指，在討論任何問題，不管是宗教的，文學的還是科學的問題時，都要避免教條主義、惱羞成怒和義憤填膺”。羅蒂把傳統的理性含義稱為‘較強的’理性觀，而把他對於理性的新理解稱為‘較弱的’理性觀。羅蒂明確指出，‘我們應當滿足於第二種’而‘避免第一種’理性觀。那些想把科學家當成一種新的牧師、當做人與非人之間的連接點，肯定是錯誤的。認為某些真理是‘客觀的’而其他的真理則完全是‘主觀的’或‘相對的’看法，既想把句子劃分成‘真實的知識’和‘純粹的意見’，或劃分成‘事實的’和‘判斷的’企圖，同樣是錯誤的”。正因為新實用主義放棄了對於客觀性和作為服從標準的依戀，羅蒂意識到，他們不可避免的“常常得到關於相對主義的危險的警告”。這猶如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所遭受的“非理性主義”的攻擊，庫恩被當做“非理性主義者受到頻繁的猛烈的批評，就如同三四十年代邏輯實證者因為斷言道德判斷無意義而受到頻繁而猛烈的批評一樣”。事實上，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強調沒有任何獨立於理論的方法可以重建像“實在地在那裏”這樣的詞時，就在開始消解傳統理性觀念下的主客二分法。所以，“他的敵人在攻擊的是一個稻草人”。羅蒂毫不隱晦地說，正是由於他們對於理性的新詮釋與庫恩的共同性，所以新實用主義也可稱作“左翼的庫恩主義”。他們寧願被人批評為模糊主義，也要用“非強製的意見一致”觀念來代替“客觀性”觀念，從而“使社會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不再認為有某種值得追求的、叫做‘科學狀態’的東西……因為非強製的一致在所有這些科學中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我們可能需要的走向客觀真理的一切，即主體間的一致”。羅蒂厲聲批駁了把實用主義抨擊為相對主義的論調，因為相對主義是一個“多義詞”。實用主義的字麵含義可理解為群體中心主義，它強調“真理”“是個單義詞”，所以真理的客觀性就是主體間性，即主體之間“非強製的一致”。
羅蒂直言在實用主義的“文化企求中，關於‘價值的客觀性’和‘科學的合理性’的問題是同樣不可理解的”理查德·羅蒂：。科學隻是作為一種“親和性”，其合理性不在於對於客觀性的追求，而僅僅在於科學家的“親和力”及其作用的發揮，即“說服”“尊重”“好奇”和“渴望”，最終達到“非強製的一致”，即主體間性的一致。
利奧塔認為，後現代思維的宗旨在於超越現代性的“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利奧塔的《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試圖對“為代表人類普遍解放所提供合理性”的全部現代知識傳統提出根本性的挑戰和全麵改寫，即消解和重建知識論。他指出，現代知識論把知識與科學畫等號，進而把確定知識的合理性與確定科學的合理性過程完全同一，認為都是一個可以接受可重複性觀察或實驗的實證過程，這與後工業社會的情形越來越不協調。首先是知識並不代表知識的全部，“敘述性知識”（narrative knowledge）就是一種依靠不同於科學知識的另一種“語言遊戲規則”獲得的，無法用客觀標準衡量的主體內在的、價值性的精神體驗的知識。其次，現代知識論對於知識的合理性的自然化、客觀化解釋，使科學合理性走向死胡同，它不僅克服“實證主義思潮的不斷衰落，科學知識本身的確定性的不斷喪失，科學技術應用所麵臨的各種各樣挑戰，科學家以及科學技術的社會形象的不斷破壞，等等”危機，而且無法解釋“科學知識的危機是伴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所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也是科學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膨脹的必然結果”這一怪圈。隻能加劇科學合理性和知識合理性的危機。利奧塔認為，在後現代的語境中，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一樣，都不過是一種話語或“語言遊戲”，所有知識話語為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都要表現出依賴於“敘述性”方式的傾向，這種“敘述性”方式的傾向，一方麵是哲學性，另一方麵是政治性的。所謂哲學性傾向主要是指人文主義所倡導的“為科學而科學”的主張，按照這一傾向，科學話語的合理性從知識自身獲得。而按照政治性傾向，科學話語的合理性則取決於知識的服務對象（國家、民眾）的實用目的。知識不再是僅僅作為生產力在運用，而作為“權力”被爭奪，特別是知識的價值論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問題。這就意味著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思辨型、解放型（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解釋學、人類的解放學說、財富的創造學說等）的“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方式喪失公信力。所以“現代合理性”就解體了，它正在被具有各自不同價值定位和實用標準的指代性、規定性、描述性等等“細節敘述”所取代。哲學和科學也都無須為知識總體尋覓合理性的基礎，而隻是用“歸謬推理”的方法在語用學上研究不同條件下各自不同的“語言遊戲”，從人們的語言實踐和交往活動中發現科學的意義與合理性。由於科學技術的社會化和社會的科學技術化，使得“財富”“效率”和“真實”的關係十分密切，由此決定了後現代知識的實用價值不斷彰顯。所以，知識作為語言遊戲的合理性就不再以求得真理為目的，而是以達到收益最大化為目標。
福柯把知識理解為人類對自己所麵對的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它們都是有一定結構的。依此對人類思想史進行考察，特別是通過對現代性的分析發現，作為西方現代性的核心的“理性和主體性”，既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是來自知識的論證，而完全是外在的社會曆史因素所具體造成的。人類除了自己的曆史以外一無所有，客觀規律和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人們想通過科學實踐揭示完整的、客觀的、獨立的世界圖景是不可能的，所以探索科學合理性的努力必然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