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作為近代以來第三次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衝突的產物，也是近代以來中西、古今論爭的一個高潮，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提供了前奏，而且為西學的民主、科學思維深入人心，從而真正變革我們的思維方式拉開了序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陳獨秀先生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他直接向困惑中國社會幾千年迄今仍然幽靈不散的封建意識形態及其文化根基開炮。麵對中國社會當時的黑暗和腐敗，他向青年提出了六點希望：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第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第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第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陳獨秀號召國人“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進而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這就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政治為中心的致思趨向，進一步發展為以民主為中心的新思維。
一、“五四”興西學科學民主思想大啟蒙
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促使《新青年》創辦的直接宗旨是從思想文化上檢討立國興邦之道。陳獨秀開宗明義：
“本誌之作，欲蓋與青年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國之道。”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這種修養的內容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科學的新思維。風靡當時的進化論思想，就成了《新青年》進行啟蒙的契機。在此以前，嚴複正將赫胥黎《天演論》加以改造，介紹到了中國，於是進化論的思想就不脛而走，成為思想領域影響最大的學說。康有為、梁啟超曾經把進化論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以它警醒國人；孫中山也把進化論的思想納入他的三民主義體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不僅接受了進化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自然淘汰的思想，而且從其中獲得了一種觀察事物、認識世界的方法。那就是新舊交替、後來居上，“現在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魯迅：《呐感·序》。而青年之覺悟，就在於掌握西方現代文明，用科學民主的精神去變革中國社會。青年要爭人權即爭人的民主權利。不解放，也無人權可言。因此，陳獨秀主張：“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如何獲得解放呢？
陳獨秀把人的個性的解放作為爭取民主的前提。他說：“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羈絆，以完其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他反對封建社會那種“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以君主之教訓為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是從”的說教。他認為這些封建禮教要不反掉，那就“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民德、民誌、民氣，掃地盡矣”。因此，在人們被種種奴性意識束縛而窒息之際，陳獨秀認為用西洋文明對中國青年進行啟蒙的關鍵，在於高呼人權、民主、解放，以個性自主、解放為中心，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首要任務。唯其如此，才能與封建意識形態的深層文化心理作徹底的決裂。“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理論陣地《新青年》前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圍繞這一中心而展開中西文化的大論戰。
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大師，從倫理、政治、文學諸方麵，對封建的舊倫理、舊文學，腐朽的宗法政治，進行了全麵清算，極力推崇西洋文明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宣傳新道德、新文學思想。為科學、民主中心論的新思維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
陳獨秀不僅積極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而且主張效法歐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他看來，“人權”是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前提，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和存在，則是對“人權”的保證。他在《法蘭西與近代文明》一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法蘭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近代文明的精華。他說：“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他主張：“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國民政治。”並鮮明表示：“吾人寧取共和民政之亂，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充分表現了他向往民主，痛恨專製的堅定決心。關於科學，陳獨秀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呈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雲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他認為隻有科學才能真正揭示事物和解釋事物。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乎現今社會生活旋律和社會發展趨勢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認定科學文化是社會文明的體現，是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他說：“社會之文明國家之興衰，以國民識字者之多寡別之，此世界之通論也。”而中國之實際是年齡和知識成反比例，年齡高者，多半是昏聵無能之輩，青年之中，多有真知灼見之人。“倘由知力之深淺而判尊卑，則吾國之老人，當敬禮少壯。”。但是，青年在科學的殿堂中，尚屬入門，必須深入其深宮才能不斷走向文明。
於是，陳獨秀要求士、農、商、醫都應懂得科學，否則，“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死人同科”。隻有科學，才能根除愚昧。“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因此，隻有依靠青年“堅持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才能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而要真正實現民主和科學，就必須經過一番艱巨的鬥爭。“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陳獨秀號召中國的廣大青年行動起來，為爭取民主和科學而鬥爭。“若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在中國實現科學和民主，最根本的是要砸爛封建專製製度，而摧毀這種製度的先行的心理深層的根本則是徹底動搖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對此，陳獨秀深挖了封建宗法關係及其倫理道德觀念的罪狀，它們是：“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息個人意誌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不法慘醒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之因。”。正是這四大惡果，造成了中華民族的落後。他進一步論述了以“三綱五常”為根本教義的封建舊道德是帝製的“根本思想”，當然與現代民主政治勢不兩立。他說：“吾人果欲於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製，複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等級製，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又說：“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製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製的國家組織社會製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是重在平等精神，一個是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的。”所以“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正因為沒有從根本上批判和拋棄這種封建道德，民國方會出現政治危機，民主和科學才無所體現。因此，中國要真正實現民主共和製，就必須首先與封建舊道德徹底決裂。“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幹幹淨淨不可”。綜上所述，陳獨秀認為，進化論說明宇宙萬物皆在變化，人類倫理豈能不變，而中國社會之變革的先行條件和根本問題，在於用資產階級的新的倫理道德，批判和代替封建的舊倫理道德觀念。所以，文化啟蒙的關鍵是道德的覺悟。他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這就決定了“五四”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階段，是新的道德觀念向孔教倫理宣戰的階段。
那麼，以什麼形式來否定儒教倫理呢？新文學運動站在時代最前鋒，率先向孔教倫理宣戰。在這場文學革命的過程中，陳獨秀率先從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結合上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他於1917年2月在《新青年》著文《文學革命論》，提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並且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獨立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堅決反對以文學宣傳封建思想。那種“代賢立言”的傳統必須連根拔掉。陳獨秀表示，他自己為文學之革命，將“不顧迂儒之毀譽”“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文學革命過程中文學形式的白話文運動，是以胡適於1916年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等主義》為起點的。他提出了八項改良主張：“（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一炮巨響，應者千百。康白情、沈尹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群起響應，他們的白話詩、文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很快掀起高潮。大眾化生活化生動性的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登了大雅之堂。胡適認為，白話文是一種活的文字，而文言文則是一種死的文字。隻有活的文字才可能表達有生命力的生活情感，從而成為有價值的文章、著作。“一切語言文學，作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又不能表情，哪裏還有文學呢？”胡適：《胡適文存·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白話文的形式的革命，其意義和作用遠非局限於文字形式，而是涉及文學內容、文學精神，乃至於中華民族的思想覺悟的偉大革命。報刊書詩紛紛行動起來，響應胡適的白話文革命。1920年北京教育當局不得不決定中小學語文教材也使用白話文。這種文字的改革，使文學、輿論為廣大人民所了解熱愛，從而成為啟蒙之師，覺悟之道。正由於如此，“五四”期間的白話文運動才真正起到了文學革命，思想啟蒙的先行軍作用。而不像晚清的白話小說那樣曇花一現，而是經久不衰，“天下悅胡君之言而響之者眾！”“舉國趨之若狂”章士釗：《評新文字運動》。胡適是現代文學革命的偉大先驅。
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另一位偉大人物是魯迅。他於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強烈抨擊了舊文學的虛偽的道德理性思想。在文學的現實性與反動政治的偽善本質的撞擊中，魯迅深刻意識到，文學從形式到內容的徹底革命，對於喚醒人民，揭示政治的腐敗反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於是，他在一係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的作品中，批判抨擊了舊的倫理道德封建宗法觀念對人性的玷汙。他多以現實主義的悲劇題材，揭示了人們內心深處的苦悶、彷徨。他認為，不是他筆下無情，而是反動腐敗的社會製度之現實無情，使得諸如祥林嫂式的眾多中國人厄運迭來。因此，如果說陳獨秀、胡適在文學革命中多從理論形式上開了現代文學之先河的話，那麼，魯迅則從文學的精神，文學的曆史使命的直接現實性上真正推動了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
除了文學革命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根本的使命和成就，就是全麵展開中西文化大論戰。胡適等在用西洋文明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文化的新出路就是“全盤西化”。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國粹派，則竭力維護儒家傳統，排斥異質的西洋文明。
在對待中西學的關係上，中國人由於先入為主的觀念，深受傳統的道德理性的熏陶，對一切都以一種先驗的潛移默化的自我中心思想對待之，難以消除某種主體性的成見。特別是對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學，大有“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洞穴困惑”。而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第一個站在異質文化的參考係上，反思研究中國思想和東方文明，他好像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以新的思路於1919年2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以《紅樓夢考證》為代表作的一係列曆史考證和研究論著，從而開了研究反思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新思路新範式新標準。這種思想的先驅作用在經曆了半個多世紀以後，仍然被高度地評價和充分地承認。任繼愈說：“五四前夕，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得到了當時提倡新文化的進步人士蔡元培的賞識，隨後又得到社會上的廣泛重視……胡適打破了封建學者不敢觸及的禁區，即經學。‘經’是聖賢垂訓的典籍，封建社會的一切成員，隻能宣傳它，解釋它，信奉它，不能懷疑它，不準議論它，更不能批判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是聖人，隻能膜拜，不能非議，這是封建社會的總規矩（西方中世紀對《聖經》也是如此）。據當時人的印象，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人耳目一新……當時人認為‘新’的地方主要在於它不同於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聖賢立言，為經傳作注解，而敢於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這是一個大變革。”胡適的這種研究思路，指導和影響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一代年輕人的治學方法，他們從“疑古”到反思曆史，使中國曆史的研究進入科學階段。
胡適批判傳統儒學、經學思維的理論根基，是他對西洋文明中在思維方式上所表現的實驗主義方法的推崇。這種方法與中國傳統思維的思辨方法大相徑庭，具有分析的精神。他把這種思維方式的認識論原則，概括為“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十字箴言。他極力介紹西洋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以杜威的真理論、思維術為主。他力爭用西洋文明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發點、思路和態度是十分明朗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就表明了他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想。
他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三個基本觀念基礎是：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
用東方的古話表達，就是“利用厚生”的文明。我們應大膽地學習之。
胡適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思進取的“懶惰性”，從而表明了對西洋文明的青睞。那麼在近代以來西洋文明的思想寶庫中，他究竟推崇哪些思想呢？他對於實驗主義的實證方法及其所主張的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的態度，是十分欣賞的。追求那種“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從而在“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的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事實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同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思潮一起介紹到中國來的實用主義，在思想界所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青睞，是任何其他思潮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思潮初入中國時以北大哲學係為根據地，曾經風靡一時，民國12年前都是他的黃金時代。賀麟在回憶到這段曆史時感慨地說：“胡適之等所提倡的實驗主義……在五四運動後十年支配整個中國思想界，尤其是當時的青年思想，直接間接都受此思潮的影響，而所謂新文化運動，更是這個思想的高潮。”
為什麼實用主義能夠很快在中國備受青睞，即使偉大的康德哲學，精深的羅素哲學，移植到中國來以後，都沒有像實用主義那樣立即風行一時。
從思維方式上來講，實用主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在中國登堂入室，既是對中國人長期苦於尋覓的新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需要很好的滿足，又與中國的文化曆史背景有一定的一致性。
一方麵，由於實用主義“調和了懷特海、柏格森與克羅齊的奔放的思辨的橫掃一切的手法，同摩爾與維特根斯坦的精密的點畫家式的哲理思考態度；它調和了有時代意識的形而上學家的追趕精神，同邏輯學家的寧靜而確切的語調”。因而具有一種能夠給現代熱衷於功利的人們提一個令人滿意的行動方案的職能。這一特點是從實用主義的內在規定性產生的。
實用主義起源於這樣的信條——凡能產生實際效果的思想必須被承認是真實的，除非它和經驗相抵觸。換句話說，如果信仰自然法或信仰政府神命論可以對任何個人產生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滿足，這個信仰便無須指責。這樣，它就既像理性主義一樣仍然保持宗教信仰，又可如經驗主義一般保持著同事實最頻繁的接觸。因此，實用主義者嘲笑一切希冀發現絕對真理或企圖決定現實最終性質的努力，他們摒棄被認為毫無用處的玄學，教導人們應當追求知識，但不是為知識本身，而是作為改進世界狀態，改善現實生活的工具。這一點強調理論、知識對主體的實用性的致思趨向，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的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傳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致性。正因為這一特點，在20世紀初葉，中國人急於尋求救國濟民的理論之際，才使實用主義思潮風行一時。
另一方麵，實用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於它反映了一定的時代潮流之趨勢。梁啟超曾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時代之要求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事實上，“五四”前後，“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和新的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的哲學，剛剛能用他的積極方麵來滿足這種需要。”在自然、社會特別是戰爭的冷酷現實麵前，隻有哲學才能把人從這個宇宙中完全無意義和荒謬的生存中拯救出來。但以往傳統哲學思維已經失去了這種職能，隻有既相信理性又靠經驗的實用主義哲學思維才能滿足這一要求。因此，詹姆士認為，實用主義哲學以實用為目的，賦予個人生活以實際的意義，它崇尚通過感覺而獲得的具有實際價值的自然理性、經驗知識的作用。這既是中國人當時所希望追求而又從國粹中難以找到的東西。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五四”前後在中國的流行，在思維方式上兼顧了經世致用的傳統與自然理性的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對於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革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正如艾思奇所說：“五四文化運動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得意時代。在哲學上，胡適所標榜的實驗主義占了一時的上風，其他哲學思潮自然未嚐沒有介紹，但對於傳統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學的提倡是當時的急務，以‘拿來主義’為中心口號的實驗主義被當時認作典型的科學精神。”“實驗主義在今日，誰也知道是一種錯誤的方法……但在當時，作為與傳統迷信抗戰的武器，還不失為曆史推進的前鋒。”
在西洋的“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思維影響下，青年一代對傳統道德禮教的叛逆，以實際行動表現了新的思維方式。
在“五四”以前，盡管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了以科學民主否定孔儒傳統的舊道德、舊倫理、舊思想，但是，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本人，在行為上都仍然遵循著封建的倫理道德規範。
“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清算了以犧牲個人自由、權利、追求和幸福為代價的“三綱五常”，從而使青年人覺悟到了西洋的民主是以充分尊重個人自由、權利、幸福為基礎的社會製度和新倫理思想，於是，他們立即行動起來，向孔教宣戰，與封建倫理決裂。以他們的新的行為方式，向社會、家庭宣告了新思維方式的成熟。
這一變革首先表現為個人權利向封建家權、族權的抗爭，他們為爭取個人的獨立、自主，在以婚姻為代表的社會問題上，以離家出走向舊的社會倫理、行為規範示威。胡適在事實上仍未逃脫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厄運，當他學成歸來時，封建社會已給他準備好了一個標準的小腳女子；他雖然曾試圖為此而抗爭，但最終還是屈服於封建思想的壓力，並且帶有自嘲性地總結出了男人的“三從四德”。正因為他個人未能擺脫封建倫理之厄運，所以從思想上就更加向往新的倫理、愛情、家庭觀念。他向青年極力推薦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以啟蒙他們的思想，鼓勵他們的新行為方式，從而引起了廣大知識青年的新行為。
其次，在女權問題上青年人也以實際行動讓舊道德的衛道士們痛恨、心驚。女子入學、男女同校、女子剪發等，沒有一件不讓封建倫理及其崇拜者們感到震驚、痛心，甚至讓他們怒不可遏。例如，代表封建地主的《國民公報》就以自己的封建醬缸思想誣蔑男女同學是“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覺，什麼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廟”。對於女子出走，自由戀愛等，更被他們視作離經叛道的越軌行為。但是，不論舊道德如何批判、誣蔑，青年在行動前已經宣告了不再相信舊倫理，因而，他們絕不會因為本來是錯誤、虛偽、荒謬的清規戒律的強烈批評和無恥誣蔑懷疑他們的思想，停滯他們的行為。事實上，他們不僅把被封建宗法血緣關係及其倫理關係視作越軌的行為繼續堅持走下去，而且在範圍和深度上發展了這一行為方式。他們從個人自立、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行為，走向了自由結社，積極研究中國社會之命運、前途，探索真理和實踐某種理想。各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社團不斷湧現。毛澤東的“新民學會”，周恩來的“覺悟社”等，都是當時產生的。他們提倡青年人要“工讀互助”，以實際行動探索中國之道路，而不再希冀聖賢們拱手送一個現成的理想社會。
這一時期，從西學的大量傳入的過程中，青年人行為方式的變革，使得他們在批判傳統，學習科學，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把探索和尋求真理，求得民族獨立、解放、自由，變革社會製度作為一項重大的曆史使命來完成。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中國的進步青年中的一些人，積極地介紹、宣傳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從而找到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鑰匙。
二、吸收西學精髓重建中國文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反思，必然要落到中華民族現代文化的重建上來。那麼，在全麵反思傳統文化及西洋思想的基礎上，中國人應該如何重建自己的文化大廈呢？繼續堅持和複興儒家文化已經被“五四”的精神證明是不可能的了，全麵接受胡適所兜售的實用主義也為中國人思維中的理性主義的優越性所不容，直接使用進化論的思想學說體係又未免過於牽強，特別是在社會曆史領域，不能僅僅把曆史理解為優勝劣汰的過程。柏格森的思想有中國思想傳統中的人本主義色彩，但一則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當時所急需的不是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對人性壓抑下人的憂慮、困惑及消極情緒的宣泄，而是處於自然經濟條件下物質生活極度貧困的困擾，是如何能更好更多地從自然界中獲得自由和解放的條件問題。不是物質文明高度發達而精神文明走了下坡路，而是物質文明極不發達從而使精神文明發展沒有根基的問題。二則是柏格森的人本主義悲觀色彩過於濃鬱，是一種消極的人本主義思想，而中國人所欣賞和所需要的則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本主義思想文化。所以也不可能選擇柏格森的思想。“五四”期間，正當中國人在文化重建的十字路口困惑之際，俄國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表述方式。
雖然在十月革命以前，同西方其他學說一樣，馬克思主義也已經在中國有所介紹，但是一則馬恩的主要著作長期沒有中譯本，限製了讀者麵，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重視。二則是沒有與中國人思維方式中強調實用性、政治性的傳統發生共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人才真正全麵認真地重視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特別是知識界、青年人，很快為這種理論所強調的實踐性特征所征服。他們一旦接受這種思想，就立即把它作為指導當前革命行為的直接指南。
恩格斯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被中國人所接受，形成新的思維方式，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時代的需要曆史的產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具備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客觀條件。
從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來講，中國傳統中包含著深層的知行合一、實用理性的思想。對於任何理論、學說，究竟是否接受、吸收和運用，多是從應用、操作、功利的感性直觀角度作以先驗的判斷。近代以來對於“西學”的態度就充分表現了這一點。自嚴複譯《天演論》以後，改良革命的思想和行動隨即而起，進化論的曆史觀也相伴而至。但是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還是革命，在結果上所表現的曆史事實，大都令人失望。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道德理性被否定了，西洋的科學、民主精神也不靈了。究竟中國文化應該如何重建？中國革命選擇怎樣的道路？中國人應該如何思維？中國社會的症結究竟何在？這一係列問題在困惑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進步的青年知識階層。正在這一困惑之際，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久已苦覓中國道路的中國進步青年知識分子茅塞頓開，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立即認真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試圖以此解決中國的問題。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下列觀點先後傳入中國，並且為中國先進階級所接受：唯物主義曆史觀；生產力是社會變革的最終動因；階級鬥爭是社會變革的手段；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人民群眾的偉大曆史作用等等觀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曆史發展的本來麵目，說明了社會存在特別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意識，包括社會意識形態和一切精神現象。這一學說的曆史觀被李大釗於1915年5月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係統地介紹到中國，從而使許多人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在於封建的社會存在，因此，不從根本上鏟除封建製度，不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真正民主製度，新的文化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就無從形成。
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根本特點——實踐性和階級性，立即被中國的無產階級特別是青年知識階層所接受。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以往的哲學家都是企圖這樣那樣的說明世界，而更為重要的則是改造世界。”這一特點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與中國人思維方式中的實用理性的特質相一致。用中國的古話來說，二者都強調知行統一（合一），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即二者都強調理論為實踐服務。
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登堂入室，就意味著中國人由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以科學、民主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向實踐中心論的思維方式的轉變。這一轉變的起點是“五四”運動。以實踐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整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半個多世紀中，也經曆了內在的發展變化過程。對此，下文另作討論。
總而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從西洋文明中吸收了許多進步思想，對中國人現代思維方式的全麵建構奠定了基礎。在中西比較、文化反思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使中國人在這一場文化運動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以實踐為核心的新的思維方式。正是這一思維方式引導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半個多世紀的曆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