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先生指出“祖宗一元神的思想支配了殷人的世界觀”，到周以後，“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慧為惟一關心的問題，而無暇論究好像不著實際，不合實用的希臘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問題，以及認識自然與一般知識技能問題”。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代發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如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亦不可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人際關係則現實得多，於是成為人們注視的中心。
古代思維中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這一特征，經過長期曆史的積澱，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顯著特點。愈到後來，這種思維方式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方式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裏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方式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力於做人的“明智之學”。
而西洋的古代文明，集中表現為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這種文明從其發生的地域特點而言，相對於中國古代的內陸型農業文明，希臘、羅馬的依山傍海的環境就決定了其生產的領域，一開始就有中國古代內陸文明所沒有的海洋性的商業文明的特點。希臘人很早就利用了便利的水上交通條件發展航運、商業貿易活動，從而使人們活動的範圍及人際關係變得愈益廣泛。這種活動首先得益於他們對自然的了解和認識。即使農業文明的興起，也是得益於了解自然的結果。河水的周期性漲落給土地的丈量提出了問題，於是歐幾裏得幾何學應運而生。而這種公理化的體係，給西方思維以後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他們總想從自然的客觀根據中，去說明、解釋自然現象，而不是從人文的倫理角度去擬人化的解決問題。正如德謨克利特所說：“寧願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也不願去做波斯人的王。”所以，西方古代思維方式表現為一種沉思客觀自然，探究客觀知識，尋覓客觀真理的自然理性精神，因此，其思維結果大多表現為自然哲學的知識總彙。而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思維結果總表現為人文倫理性智慧。
由此可見，中西思維方式，在文化發生的源頭上就表現為人文倫理與自然理性兩種精神的致思趨向。這種差異一直貫穿於整個文明演變的曆史進程中，而且愈演愈烈。
其次，中世紀，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兩種致思趨向的差異，在中西思維方式也有明顯的表現。
公元5—15世紀是歐洲曆史上的黑暗時代，史稱中世紀，是封建的君主專製時代。在思想精神領域，宗教統治一切。古希臘追求真理，重視自然知識的致思趨向，已被宗教神學的經院哲學的思維所湮滅。這種思維，把三段式的演繹推理形式主觀化抽象地應用，變成了一種用來論證上帝存在的教條工具。神學思維是一種遠離感性世界，而一味沉溺於虛無縹緲的天國，用主觀繁瑣的三段式玄論諸多沒有實在性的神學問題，貶斥一切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唯名論者對於神學的鬥爭，使得這一時期仍然有許多著名的思想家研究自然科學，但是宗教神學以極其惡毒的手段維持其神學思維，他們把研究血液循環的塞爾維特，研究物體機械運動的伽利略以及諸如瓦尼尼、維薩留斯、布魯諾等自然科學家，都宣布為“異教徒”，有的被送上了羅馬廣場上的火刑場。所以恩格斯認為歐洲的中世紀的黑暗教皇統治，使哲學與一切科學，都變成了神學的婢女。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方式集中表現為神學宗教思維。思維的主體致思趨向指向上帝，主張上帝主宰一切，包括人的思想活動在內。但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這種圍繞上帝存在的論證，使得歐洲的中世紀，對於人類思維的邏輯規則，特別是演繹證明規則，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和完善。另一方麵，中世紀黑暗時代，那些崇尚古希臘羅馬自然理性精神的“異教徒”以異乎尋常的膽識和成就，冒死研究自然科學，主張人類思維應以自然為主要對象，以揭示自然理性為主要任務，例如布魯諾等等。
因此，中世紀宗教神學統治下的西方思維，在致思趨向上仍然以神學的色彩表現了自然理性的精神。
5—15世紀是中國的兩晉南北朝至明朝中葉階段，中經李唐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階段。這一時期，是東方文明的又一燦爛輝煌時期，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和道德文明都令世界矚目。中外文化交流也曾在這期間掀起高潮。
這一階段，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實用道德理性特點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不像西方那樣用宗教神學思想支配約束人的思想，而是用宗教思想為人類服務，這也可能是中國政教分家的具體表現。西方在中世紀則是政教一家，教皇統治。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在這一時期呈現出了在總體上高於西方人思維方式的特點。這主要表現為如下幾點：
首先，就思維的視野廣度而言，當時中國人把自己的思想充分地涉獵於自然、人文、社會、技術、藝術、建築、音樂等領域，而不像中世紀西方那樣“隻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明朝出版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就是這一廣泛的思維視野的充分體現，它涉及自然、社會、律法、藝術、哲學、工藝等各個方麵的內容。對此，著名的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博士曾評價說：“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以前更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以證明）。”李約瑟：《中國科技史·序言》。
其次，從思維的方法來說，中國人思維認識在這一階段把道德理性的思維趨向，通過強調實用，發展為重視技藝、生產和應用價值的實證性方法，因此決定了對經驗方法的迷戀。而西方中世紀則獨尊神學理性的抽象方法，追求和思考那些虛無縹緲的跨越時空關係難以直接體驗的神學問題，並以主觀繁瑣的三段論去證明之。
第三，從思維結果看，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成功的事實完成了以火藥、羅盤針、印刷術為代表的重大發明，從而使其在天文、地理、算術、曆法、醫學、農業、水利、冶金諸方麵都雄踞世界前列。而中世紀西方人的神學思維方式恰如培根所說，是“不生育的尼姑”，沒有在科技方麵結出思想果實。這一時期，中國思維以博大而精深的體係君臨世界文明之林。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求諸身，統攝天下萬物萬事於思維之中，並對其予以深刻的反思。在哲學理論思維上，形成了諸多體係和不同理論，既有宋明程朱、陸王的理學心學體係，又有張載、陳亮、葉適等的唯物主義思想。無論在本體論、認識論還是辯證法方麵，都是歐洲中世紀哲學思維所不能比擬的。
雖然中國5—15世紀的思維方式較歐洲中世紀而言，具有一定的先進性積極性，但是，就其基本的主體致思趨向而言，仍然以道德理性人文思想為主體。這可以通過以下兩點得到說明：
其一是，這一時期中國人思想中所重點思考的仍然是人倫、綱常、社會政治等問題，而沒有真正把自然界視作認識的第一直接對象。無論是心學、理學，還是“氣一元論”諸家思想，在致思趨向上都無不傾心於社會倫常、現實政治。即使在認識論問題上，也十分強烈地凸顯出人本主義的道德理性思想。以朱熹的思想為代表，集中體現了對於中國傳統的儒、道、釋思想的綜合繼承，而對自然理性思想上，仍然未敢越雷池一步。但與此相對應，歐洲中世紀的思維方式盡管是神學思維，但是其神學原理仍然是築於自然理性思想之上的，它用神學目的論的思想解決自然界的客觀因果關係，所以，上帝的存在被視作宇宙自然的終極目的的化身。這樣一來，上帝也成了自然的奴仆。同時，中世紀的神學思維基於自然理性的因果關係的另一事實是，基督教會的經院式研究，對於思維的邏輯規則的完善有一定的貢獻。因此，就比較的角度而言，歐洲中世紀的思維方式中仍然有明顯的自然理性傾向，在那裏上帝是自然的化身，而中國思維中神則是人的化身。
另一方麵，中國思維方式在這一時期引導人們追求思想和物質上的繁榮，這在很大意義上仍然是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對於人的本能的感性的挖掘，而不同於冷靜的理性對自然的沉思。唯其如此，其思維認識的物質成果多以技巧、工藝、實用常識等為主體，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即技術方麵的成分大，而其科學理論的探究，概念體係的構築，思想深層的學理的成分則寥若晨星。其根源在於以人為本的道德理性的致思趨向和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以急於功用的主觀願望駕馭思想，必然把一切精神活動的最終目的，簡單地歸於人的現實享用。加上入世的中國儒教思想，就使這一特點更加明顯。煉丹的初衷為求長壽，明理的目的是為倫常，技藝改進則更直接淵源於宮廷享樂，之後才被用於生產實踐。如此等等，無不反映中國思維方式的輝煌帶有鮮明的實用道德理性的特點。這一特點所產生的弊端，在以後的長遠發展中，並不比其所產生的成就小。這一點在歐洲文藝複興以來中西思維方式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方麵，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了。
第三，歐洲文藝複興以後，西方思維方式中突出自然理性，而中國明清之際至鴉片戰爭以前，仍然崇尚道德理性的思維方式。
以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德國的農民戰爭為契機的歐洲近代文明的興起，在思想文化上集中表現為科學向神學的挑戰，以各門自然科學的偉大力量宣告了中世紀教皇統治的破產。自然科學的革命力量很快使西歐社會通過工業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機器文明充分體現了科學的力量，因而這個時代是科學的時代，是知識的時代。弗蘭西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呐喊喚起了為科學獻身的壯舉。一個探索自然、追求知識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精神成為一種偉大的時尚。這一崇尚自然理性、科學精神的時代特征，使得資本主義在短短的二百年以內，創造了比人類全部文明史以來所有財富的總和還要多許多倍的物質和精神財富。這一偉大成就賴以產生的思維方式的基礎是文藝複興以後西方人強調向外求知，重視自然，崇尚科學的精神。
而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已全麵走向主體化的倫理本位和傾心政治的道德理性的致思趨向，把兩晉和明初時期所具有的那一點重視技藝的客觀精神已經遺忘殆盡。封建士大夫們完全躺在老祖宗的功勞簿上自我欣賞“禮義”之邦“以尊臨卑”的光彩，認為治國安邦之良策，功用自然之知識，全已被我們的老祖宗們窮盡了。因而人們所要做的唯有按祖宗之訓、聖人之言、君王之命去詮釋禮樂倫常，教化民眾從之。思想家自覺與不自覺地淪為封建政治的禦用文人，其思維方式完全走向了“代聖人立言”的訓詁、注疏式的經學傳統。思想之禁錮程度令人不可想象，禁書、文字獄事件此起彼伏。於是人們形成了一種“不為禍始，不為福先”，“唯書唯上”不偏不倚的中庸懶惰的思維習慣。這種思維方式的重要的標誌就是拒斥自然理性的科學精神，傾心於人倫道德現實政治。此害之深一日不除，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就會延遲一日。
中西思維方式中上述主體致思趨向的差異，源遠流長，迄今為止，中國人心態中那種視科學如兒戲，做官為上的封建心理仍然根深蒂固。古希臘人尚且具有寧為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都不做波斯人的王的追求真理探索知識的精神，而中國現代人為何不可以變一變那種寧做一小小芝麻官而什麼真理、科學都可以放棄的官本位心態呢？時下多少莘莘學子心中仍然抱有老祖宗的“學而優則仕”的幻想。這一問題究竟說明了什麼？難道不值得我們的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乃至於每一個中國人思考嗎？筆者以為，除了政治、經濟的原因以外，就思維方式自身而言，從民族文化心理變革的角度，從改變中國科技經濟落後的曆史與現實著眼，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各界知識分子，難道不應該以“為天下先”的姿態，從自己做起，以大無畏的精神為科學而獻身，以引導整個民族思維致思趨向的轉機？
自“康梁”以來，中國人傳統的倫理本位的道德理性的致思趨向已經開始動搖和變革。西方的科學和民主之風日漸被中國人所領悟。“康梁”的政治變革中心論的致思趨向，給封建倫常以“變”“動”之危；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徹底否定的思想結束了產生封建倫理綱常的社會土壤；“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以科學本位思想從根本上否定封建的倫理本位思想，通過中西文化大論戰以及“科玄”論戰，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以實踐為核心的科學的主客統一的思維方式深入人心。我們熱切期望在實踐思維中，能夠進一步吸收科學性、知識性、真理性的理性思維基因，變中國人的實用道德理性的致思趨向，為追求知識的科學理性的新思維。
馬克思稱：“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因為隻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才是人自己的的人的存在的基礎”。近代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特別是中西文化的幾次大交流，使得全人類的致思趨向在不斷地相互滲透、互相吸收。崇尚科學理性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中國當代人也十分重視科學的探索和研究。西方現代思潮中，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人本主義思潮，也開始高度重視人文理性、道德理性的研究。
同時應當承認，現代化的進程愈是深入，我們對於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的道德智慧心理希冀和自我認同意識就愈親切和強烈，也可能正是現代化即世俗化造成文化的情形下墮落時人類頑強的文化自覺意識的意誌力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