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思維方式是一個曆史的不斷沿革的東西，但是，就不同質的文化傳統中的群體的思維方式而言，在總的特征上，具有不同的主體致思趨向。因此，中西思維方式的主體致思趨向也必然具有各自的特點與側重。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的主體致思趨向是道德理性，因而其思維的重點熱點問題是倫理、政治等問題；而西方思維方式的主體致思趨向則側重於自然理性，與此相關聯的思維重心和熱點是知識，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知識。
二、西方哲學思維的知識論傳統
西方哲學素有科學理性的傳統，從古希臘起，對於知識理性的執著追求，始終是西方哲學的思維致思趨向。求知的根本問題是方法問題，新的方法可以形成新的知識體係。“蘇格拉底的哲學以一種定義來鑒定各種概念；柏拉圖把這種方法發展為超越辯證法，把辯證法看做是理念的發展；笛卡兒提出了懷疑的方法；康德主張批評的方法；黑格爾強調精神主體展開的辯證方法”。
追求知識理性的努力使全部西方哲學的曆史成為科學的思維方法的尋求過程。亞裏士多德說：哲學起源於知識驚詫。事實上，西方哲學思維的衝動幾乎都源於追求宇宙的真諦，所以重視知識，以知識決定價值。而中國哲學的探索則源於對人生和社會的感遇，基於某種存在境遇而引發的興趣。所以從開始就重視價值、人倫關係，以價值決定知識取向。《易·係辭》雲：“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曆代中國哲人先賢的探索，大凡都在於人生、社會、價值諸方麵，因而其致思趨向明顯具有人文精神。
古希臘、羅馬人有較多的對自然和自然觀問題的思索，而中國人則更傾向於思考社會政治和曆史觀的問題。古希臘人一開始就是從事航海的民族，廣泛地接觸大自然的各種現象，對空間和世界充滿了幾何感。他們的經商活動使他們建立起較為豐富的數量概念，並在與其他民族的接觸中不斷獲取新的見聞和知識，受到新的啟迪，為其思維方式開拓創立了一個重要方法——幾何推理方法，即公理思維的思維方式，這在以後西方思維方式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多是內陸地區，以農業為主，實踐中的思考導致了以農業為中心的生產知識的建立，這種知識雖然多是停留在經驗規則的形態上，但已完全滿足了客觀現實的需要，沒有也不可能進一步提出由經驗思維上升到公理思維的要求。
希臘最初的哲學家都是自然哲學家，特別著力於宇宙根源探討，而中國古代的哲人都不是純粹的哲人，而是兼備聖王與哲人的雙重身份。他們都是政治領袖。他們注重於人的道德實踐。這就表現了中西思維方式在古代文明伊始，就在思維目標上發生了分歧。西方思維是一種向外探索的知識理性思維，而中國思維方式則是一種向內反求的道德理性思維。
希臘哲學始祖泰勒斯最早提出宇宙萬物的始基，他把其視做水，阿那克西米尼視一切事物由空氣之凝聚與發散而成，畢達哥拉斯歸萬象於抽象的數，德謨克利特則以為萬物由原子構成。
希臘第二期的哲學家才開始注重人事方麵的問題，如蘇格拉底所言正義、美、善、大等概念，柏拉圖所主的理想國，及亞裏士多德倫理學所講的至善、中道、公平、道德意誌、友誼與道德的美，都是人類本身而非身外的自然問題。然而他們對待人事的方式與對待自然的方式相同，采取邏輯分析的態度，做純粹理智的理解。把美與善作為客觀的求真對象，實與真正的道德無關。由於他們重分析和思辨，故喜歡對各觀念下定義。如辯不說謊或勇敢為正義。蘇格拉底首先肯定理念的功用，柏拉圖繼而建立的理念論，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完成柏拉圖宇宙論的理想，《形而上學》創立他的邏輯學。
三、道德實踐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旨歸
中國古代哲學則不是以關於外部自然的知識為著眼點，而是著重於生命和道德。它的出發點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
儒學以“三綱”（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哲學，集中表現了倫理致思。
孔子的仁愛學說，程朱的“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辯，董仲舒的“天生五穀以養人”，張載的“民胞物與”學說等，無不將自然社會諸關係倫理化。
道家表麵上強調“不以境累，不以物役”，主張“絕聖棄智”“潔身自好”，但實際其“道法自然”的生死輪回轉化說，突顯了在個體價值實現過程中對於理想的自然人格的道德向往。
佛家高揚的“萬法皆空，了無自性，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超世哲學，實質上也是以勸善懲惡為目的。
法家在高唱“人皆以計算之心相待”因而曾被人們稱為“非道德主義”，而實質上，“醇儒”董仲舒所宣揚的儒家政治倫理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恰恰來源於大法家韓非的思想。“三綱”與“五常”（仁、義、禮、智、信）相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以倫理為本位的致思趨向條件下精神文化的核心。
盡管中國傳統思維中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辨”“經世致用”的實用理性的傾向，特別是明清以來儒學的實學化傾向十分明顯，但是，其一是這種實用理性是實用政治理性，如孔子強調“克己複禮為仁”。其二是這種對於現實政治的關切是在“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大前提下產生的。所以，無論是上層的政治目的，還是下層的政治冷漠，都是這種政治倫理的實用性的思維訴求。
全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學術的曆史沿革，在實質上都是儒學的關心人的性命的主體性思維不斷複興的過程。
儒家聖人孔子首開“仁學”這一關心人的學問的先河，亞聖孟子進而剖析了人的仁義理智的四端。漢儒秉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方法，並係統整理和保管了先秦儒家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弘揚了儒學道德理性的思維方法。——漢代的文章——理性法則。魏晉名士表麵上專談三玄：《老子》《莊子》《易經》，史稱三玄歧出，但實質上，名士們以老莊的方式講《易經》，說明中國學術開始援道入儒，同時說明道家也十分重視義理仁學。南北朝時期佛學東來，中國思想的功夫又開始了援佛入儒的新進程，試圖將佛學的空理與儒學的性理相結合。——佛教中國化和中國佛教。隋唐時代已完全消化吸收了印度佛學的思想，特別是隋唐的政治文物已由佛學的彼岸天國回到中國儒學的現實世界的典章製度上來。即人的此在的生命原則（principle of life）——非理性原則——唐代詩詞的興盛和少年英雄的層出不窮——強度係數。唐末五代之後宋朝的三百年，國勢衰微，但宋明卻是理學複興的大好時機。王學一出，佛學黯然失色。清代儒學的實學風格。一方麵清代成為中國曆史上軍事第一的時代，傳統典章製度的軍事化轉向色彩日趨濃鬱。另一方麵明清儒學的經世致用的實學轉向日益明顯。“五四”以來海外境外新儒學複興，緣起於對於中國社會百年來現代化經驗教訓的反思，因此，新儒學的問題視域是“什麼是現代化”，他們明確主張現代化的理路是中西文化調和論。
在中國古代，聖和哲兩個觀念是相通的。哲學的原義是明智，明智加以德行化和人格化，便是聖了。聖王重理想的實踐，實踐的過程即為政治的活動。這一活動關聯著人、事、天三方麵關係的合理與調和，而要做到合理與調和，必須從自己的內省修德做起，即是先要培養德行的主體，故此必說“正德”，然後才可說“利用”與“厚生”。中國的聖人，必由德行的實踐，以達政治理想的實踐。
從德行實踐的態度出發，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為對象，這就決定了中國哲學是一種反身而誠的意向性思維，而希臘哲學則以生命以外的自然為對象，是一種對象性思維。
在道德的理想主義看來，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是生命的負麵，在正麵的精神之下，而與動物的生命落在同一層次。老子《道德經·第十三章》雲：“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耶穌教所言的原罪、撒旦，佛教所說的業識、無明，均由此說。佛道二家都很重視生命的負麵。在他們心目中，人的生命恒在精神與自然的交引矛盾之中，因此如要做“正德”的修養功夫，必先衝破內體的藩籬，砍斷一切欲鎖情枷，然後稍稍可免有身的大患，把精神從軀體中解放出來，得以上提一層。可見佛、道兩家的道德功夫是談何容易！儒家則與佛道兩家相異，他們正視道德人格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義之途”，以精神生命的涵養來控製情欲生命，所以儒家的正德功夫說來並不及佛道的困難。
另一方麵，儒家的正視生命，全在的實踐，絲毫不像西洋的英雄主義，隻在生命強度的表現，全無道德意味。譬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便是由於他能積德愛民，為王而能積德愛民，因為生命強度的表現，但其實不止於此。因為西方英雄的表現，大都為情欲生命的強度，而中國聖王的表現，是必然兼有而且駕臨於性欲生命強度的道德生命強度。
重視道德性根源於憂患意識。天地雖大，人猶有所憾，可見人生宇宙的確有缺憾。聖人焉得無憂患之心？在理想主義者看來，悲憫之情是最高的道德價值。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對萬物的不得其所，又豈能無動於衷，不生悲憫之情呢？儒家由悲憫之情而言積極的、入世參讚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為了使“天地位”，使“萬物育”。儒家的悲憫，相當於佛家的大悲心和耶穌教的愛，三者同為一種宇宙悲情。然而儒家的精神，又與宗教意識何異？
基督教和佛教均從人生負麵與罪與苦入，儒家從人生正麵道德精神生命入。它重視主體性與道德性的特色，在憂患意識與恐怖意識和苦業意識的對照之下，顯得更為明朗了。
踐仁的功夫，全在於精神道德家園的覺悟和反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仁、智、聖這三個與天道相遙契的途徑，都不假外求，“我欲仁，仁將至”，是一己之我的主體本身固有的。《孟子·公孫醜》進一步認為，仁、義、禮、智是人的精神道德家園固有的天德良知，“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們隻要“下學”踐仁，就可以“上達”天理，“上達”天德，實現人道與天道的遙契。孔子自己踐仁的“下學”功夫到了五十歲才知天命。而“忠恕之道乃仁之方”，忠恕的仁愛達到至誠境界才能使天道與人道相遙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不是人人都能達到的，隻有聖堅才能達到此境界，因而，他們的德行人格對於天道的充弘彰顯，給凡人提供了踐仁的楷模。
四、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不同致思趨向
古希臘、羅馬的思維方式在客觀事物麵前，一般表現為一種沉思默想，思維主體在窮根究底的思索中，總是嚐試對客觀現象作出各種解釋和說明。在其思維活動中，自然界的事物不那麼人格化，而是更加物質化。中國的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的入世和從政意識（老莊的無為思想從反麵說明了這一點），它是從時代風雲所提出的社會現實問題出發，緊密追蹤著現實，密切結合社會現實鬥爭需要進行思考並提出治理方案。當時思想家們信守的思維的指導思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探究治世之道，提供富國強兵之術。因此思維方式中格外重視自身經驗，思維主體的色彩濃鬱，思維活動中總是把人的感受、經驗乃至主張合理外推，通過取象比類，由人及物，再去解釋自然和社會的各種現象。中國傳統哲學思維崇尚道德理性的覺悟。孔子征服自然易，征服自己難；老子認為“識人者智，自識者明”；王陽明重視“致良知”。儒家認為忠恕之道仁之方，認為：仁不假外求，“我欲仁，斯仁將至矣”。不斷向內反求諸已，即踐仁，才能達到仁的境界。下學而上達是踐仁的基本途徑。樊遲問仁，子曰“愛仁”；子路問仁，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仁在日用倫常中，隻有下學人倫——踐仁，才可上達天德。孔子用了畢生的精力踐仁，到了五十才知天命，六十耳順。即達到天道與人道遙契。為此，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概括說，孔子仁而不蔽，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既是仁者，又是智者，仁智的統一即是聖。
首先，這種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兩種明顯不同的致思趨向，在中西方古代思維中，就有明顯的表現。
中國先秦文明集中表現為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對中華文化的奠基。這一文化時期對應於西方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古代文明。從源頭上講，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都源於這一時期東西先哲們以不同的模式和風格對於兩種文化體係的開先河作用。
中國的先哲聖賢主要以孔子、墨子、老子、莊周等為代表。他們的思想財富，集中代表了中國古代陸地性的農業文明的最高成果。而這種文明在古代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不可能達到強調人能勝天的地步，因此，農業文明在一定意義上賴於蒼天之“配合”“恩賜”。唯其如此，中國古代文明一開始就強調天人統一，強調順天義。那麼，如何才能順天義？先哲們認為關鍵在於應人義。故此，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在致思趨向上，以強烈的入世態度和從政意識，強調順應天理，善處人倫，修明政治，即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理性關係，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途徑和最高目的。把整個世界的根本問題集中於人倫、社會、政治問題上，以鮮明的人本主義思想思考問題，一切以人為中心。它從時代風雲所提出的社會現實問題出發，緊密追蹤著現實，密切結合社會現實鬥爭需要，思考治世之方。這種思維方式篤信和遵從以下原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探治世之道，求富國之術。始終以人為本，重視人的自身體驗，主觀感受，主張合理外推，通過取象比類，由人及物，再去解釋自然現象。由此構成的知識體係，具有鮮明的擬人化色彩。“立愛自親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由此而形成社會道德的通則。漢朝政府開始推行德教，提出“以德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