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諸多病態體驗。
首先，這種整合創新的全球思維，與福柯的癲狂體驗的病態反映絕對不同。福柯以《瘋癲與文明》體驗現代性，他幾乎以控訴的方式對待現代性。這集中表現在他以極度憐憫的態度對待現代性的瘋癲體驗，並以此控訴現代性的理性之上原則。他曾經說：“理性通過一次預先為它安排好的對狂暴的瘋癲的勝利，實行著絕對的統治。這樣，瘋癲就被從想象的自由王國中強行拖出。它曾憑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藝複興的地幹線上顯赫一時。不久前，它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爾王》和《堂吉訶德》中——踉蹌掙紮。但是，還不到半個世紀，它就被關押起來，在禁閉城堡中聽命於理性、受製於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盡管，在《瘋癲與文明》整本書中，福柯始終未對瘋癲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一會兒以病理學的方式，一會兒以幻想的夢囈語言，或者將神經錯亂、非常態的方式等等，均視作瘋癲。如他用堂吉訶德式的幻想式癲瘋作為懷古的手段，用病理學上指稱的那些非人性表現的瘋癲批判理想時代，他用尼采和凡·高的靈肉關係的瘋癲批判現代性的真理觀，如此等等。但是，福柯認為，現代性的理性至上原則最終造成瘋癲則是必然的。他的任務就是消解理性，從而超越現代性。
其次，整合創新的全球思維，也不同於尼采所追求的充滿強力意誌的“超人”的創造力。偉大的尼采，作為現代西方的第一位人本哲學的大師，以其敏銳的思維“聽到了那個對全球統治之本質進行沉思的指令。他聽從了這個呼喚，從而踏上一條對他來說簡樸的形而上學的思之路，並且在途中摔倒。至少對於曆史性考察來說是如此。但也許他並沒有摔倒，而是達到了他的思所能達到的那個境界”。尼采在現代性的曆史起點上，睿智而大膽地宣稱，作為超越感性的但又是一切感性的根據和人的所有理想的彼岸的“上帝死了”，沒有什麼東西成為人們自由意誌的超越性的統治力量，近代以來的知識理性的力量同樣不能成為人的自由意誌的精神枷鎖。為此，尼采悲憤地指出：“整個現代哲學在逐漸沉淪，如果這種哲學的殘餘沒有引起嘲笑和憐憫，那麼，也引起了懷疑和不快。哲學被降格為‘知識論’，實際上它不過是一種膽怯的隨大流和禁欲的教條：它還未跨門檻就痛苦地否決了自己進門的權利——這就是奄奄一息的哲學，它是終結，是痛苦，是讓人憐憫之物。”。對於傳統而言，尼采聲稱：“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論者，因此，我是地道的破壞者。”。既然“上帝死了”，因而理性也就終結了，因此我們要“重估一切價值，這是一場大戰”。他要以非理性超越理性，從而全麵消解傳統哲學的“理性”“知識”“真理”“主體”“道德”“人”等元話語。而通過“感性”“生命”“價值與評價”“永恒輪回”等，彰顯“超人”的“權力意誌”。他認為，康德的“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嚴的實現，僅僅訴諸理性和良知是不夠的，必須借助“超人（der-bermensch）”的“權力意誌（der Wille zur Macht）”才能實現。即正視人是在不斷創造中實現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體。確信自己“同這太陽、同這地球、同這雄鷹、同這條蛇一樣”，“永恒地回歸到同一個自身的生命”的高尚情操。可惜的是，這種除了相信自我的創造力以外，什麼都不信的唯意誌論立場，帶來了現代性的更可怕的虛無主義恐懼，這就是諸如希特勒這類“一切客人中最可怕客人的”即將到來的危險。
第三，這種新思維也不同於哈貝馬斯的“現代性事業”和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哈貝馬斯深受到馬克斯·韋伯的影響，把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方案、一項未竟的事業。馬克斯·韋伯從理性至上的原則出發，強調現代性思維，應該堅持從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審美的藝術方麵規劃人類生活。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理論正是對於韋伯這一思想的繼承。盡管他並不認為現代性完美無缺，但他擔憂後現代主義對於理性的拒斥將會導致理論和政治的危險後果，因而他竭力維護他所說的現代性尚未實現的民主潛力，從而與後現代主義展開持續的論爭。可惜的是哈貝馬斯的新理性理論猶如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一樣，具有濃鬱的西方文化一元論和至上論的優越感，難有融通中西文化的胸懷。
麵對西方現代性的困惑，順應全球化的潮流，基於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的現實，我們隻有以“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史伯：《國語·鄭語》。的多元共生的胸懷，用跨越中西、超越古今、融通科技與人文的兼容並蓄的方法，才能整合創新出一種全球性新思維。
§§中篇 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轉型彰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