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為據，我們可以將人類有史以來社會形態的曆史沿革劃分為下述幾個主要階段：
A。漁獵社會
B。農耕社會
C。工商社會
D。後工業社會
事實上，中國社會的幾千年文明曆史，在近代以前，基本上都是在封建社會中度過的。誠如柳宗元的《封建論》所雲：“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他將封建社會視為中華文明之極致，“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認為這是天意，“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並且在柳宗元看來，“三王”和“周公”希冀的社會遠不及封建社會，“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故“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秦雖統一全國，但“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特別是由於秦“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因而“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自然不可長久。漢因“矯秦之枉，徇周之製，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但負麵效應很快呈現，“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隻有唐之封建製，“製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柳宗元從推崇封建製，尤其是唐封建製的合理性的意義上，強調：“失在於製，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柳宗元：《封建論》。中國曆史上歌頌封建製之合理性的論著多矣，加之封建曆史上的諸多興盛時期，尤其是與當時西方社會中世紀的文明狀態的反差相形，國人的製度文化自我認同意識自然就根深蒂固了。加上明清以降的閉關自守，直到近代以來，當西方人用堅船利炮打開我們的國門時，我們才不情願地從自戀的美夢中驚醒，開始文化自覺和文明崛起的新進程。
中國社會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經曆了人類有史以來四種基本的技術社會形態的三種，實現了技術社會形態的“三級兩跳”。
其一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試圖把一個傳統的農耕社會，改造為一個現代工商社會，從而實現技術社會形態的世紀性“第一次跳躍”。這就是所謂的現代化的進程。盡管政治和曆史的分期上，尚有近現代之別，然而學理上隻有一個現代性的共同概念，並沒有一個近代性的概念。隻要是在技術社會形態上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發展，都是現代化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近代以來，幾代人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艱辛努力，共同的夙願都是現代化建設。
其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積極參與世界範圍內正在興起的“第三次浪潮”（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改造和信息化進程，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力爭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信息化的差距，試圖實現技術社會形態的世紀性“第二次跳躍”。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信息化的發展速度驚人，不僅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的普及程度很高，傳統產業IT化改造的速度很快，而且網絡化的外延和內涵均十分豐富，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等數字化交往和思維手段方興未艾，新型IT產業增長速度和市場份額不斷提高。
三、現代性的全球思維體認
當下，由於“兩次跳躍”的交叉性、跨越式發展，造成的曆史文化現實，決定了我們此在的思想文化境域的多元性：與農耕社會相關的儒家文化及儒學思維依然根深蒂固地在廣大農村社會和億萬國人心靈深處發揮著積極的道德自律作用；長期的工業化進程，使現代工商社會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功利主義文化在廣大城市社會潛移默化；信息化的加速，使後工業社會的信息網絡文化及與之相對應的數字化虛擬思維不斷普及。
麵對這種多元曆史文化跨越曆史時代、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形態的共生交織的現實，我們應該以“和而不同”的態度，經過整合創新的過程，在既反對文化一元論的話語霸權，又反對文化多元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的基礎上，建構一種全球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