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的基本使命是解決啟蒙運動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自由與理性的對立問題。康德哲學的曆史使命是一方麵通過對於理論理性的批判確保科學的合法性，另一方麵通過對於實踐理性的批判確保自由的合法性。從而協調理性與自由的矛盾。其獨特的手段，從而成其為方法論的裏程碑是批判理性的精神。在康德那裏，批判不僅是理性的能力和特質，而且以理性自身為對象。為此黑格爾曾概括：“康德的哲學是啟蒙運動的理論總結。”
鄧曉芒先生對於康德哲學關於自由與理性的關係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在康德哲學中自由的本質特點是自由自律和自我批判的前提。在康德看來，理性隻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夠進行自律，進行自我批判。如果理性是自由的，而不進行自我批判和自律，那麼它就會絕對化。
康德哲學的幽靈在當代哲學中無處不在，我們用永遠的康德評價絕不為過。尤其是康德開創的批判理性的方法和理路，成為當代主體哲學的基本前提。在當代，英美分析哲學一方麵從康德那裏接受了把哲學視為嚴格的精神科學的觀念，另一方麵接受了康德給思想領域劃界的思想（維特根斯坦的可說與不可說劃界等）。福柯在康德寫了《什麼是啟蒙》整整200年後寫同名書，試圖消解康德將啟蒙理解為出路的思想，他認為不能消解這一問題，後現代就無從談起。馬克斯韋伯關於現代性的經典規定，主要思想淵源是康德哲學。哈貝馬斯說，我們是在康德黑格爾的精神氛圍中成長的。
三、現代哲學思維對於意義的追問
現代西方哲學思維實現了語言學和生存論的轉向。
首先，尼采等人的意誌哲學，作為第一個登上現代西方哲學舞台的流派，首先對笛卡兒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和否定。“整個現代哲學在逐漸沉淪，如果這種哲學的殘餘沒有引起嘲笑和憐憫，那麼，也引起了懷疑和不快。哲學被降格為‘知識論’，實際上它不過是一種膽怯的隨大流和禁欲的教條：它還未跨門檻就痛苦地否決了自己進門的權利——這就是奄奄一息的哲學，它是終結，是痛苦，是讓人憐憫之物”。
尼采首先把矛頭指向神本論的理性主義。他公然宣稱：“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論者，因此，我是地道的破壞者。”。他大膽宣告“上帝死了”，因而理性也終結了，因此我們要“重估一切價值，這是一場大戰”。
尼采試圖以非理性超越理性，全麵消解傳統哲學的“理性”“知識”“真理”“主體”“道德”“人”等元話語。通過“感性”“生命”“價值與評價”“永恒輪回”等，彰顯“超人”的“權力意誌”。尼采的“超人（der-bermensch）”的“權力意誌（der Wille zur Macht）”對於人的尊嚴實現的幫助。
尼采認為，康德的“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嚴的實現，僅僅訴諸理性和良知是不夠的，“超人（der-bermensch）”的“權力意誌（der Wille zur Macht）”（正視人是在不斷創造中實現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體。確信自己“同這太陽、同這地球、同這雄鷹、同這條蛇一樣”，“永恒地回歸到同一個自身的生命”的高尚情操）力量可資借鑒。
其次，實用主義要求以生活和實踐取代傳統理性主義哲學對物質和精神本質的探索。
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皮爾士，首先批判了作為笛卡兒哲學的出發點的普遍懷疑思想，“我們不能從完全的懷疑開始”，“不能佯裝對我們在內心並不懷疑的東西在哲學上加以懷疑”，普遍懷疑“完全是一種自我欺騙”。
皮爾士認為，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哲學，忽視了主體際性和人的社會存在。
笛卡兒哲學以“我思”的自明性作為第一原理，把知識和觀念的確定性及絕對性訴諸個體意識，忽視了主體際性和人的社會存在。皮爾士明確反對笛卡兒認識論的直觀性和絕對性。特別是反對笛卡兒認為的“凡我清楚地確信的任何東西就是真的”的不斷商討。皮爾士繼承了康德“實用的信念”及其與行動的後果的關係的思想，他把一切知識都歸結為“實用的”信念，知識的問題被歸結為確定信念，使之成為行動的工具。
再次，現當代現象學運動（特別是存在主義）要求轉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
胡塞爾現象學自覺繼承了笛卡兒哲學的理性傳統，其基本問題仍然是主體性問題，他麵對的“事情”仍是“意識之主體性”這是海德格爾在《哲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中的表述方式。
不同的是胡塞爾在“意向性”（intenationality）概念的基礎上，最精辟地澄清了近代哲學在主體問題上的一係列含混，開出了一條與近代哲學主流大相徑庭的新途徑；同時，解決了被老笛卡兒主義忽視了的“曆史性”和“生存性”問題，因此，胡塞爾現象學可以稱為新笛卡兒主義，它是近代西方哲學的出路之一。
現象學麵臨的主要論題：“一切奇跡中的奇跡”是什麼？
海德格爾曾經將之概括為“意識之主體性”。因此，現象學首先要分析的是意識及其與世界的關係，這不同於主客關係。胡塞爾通過對“我思”即意識及其本性就是意象性的分析，正麵了結了自“我思故我在”命題提出以來圍繞著主體問題的一係列迷霧。現象學的主體概念區別於近代哲學主體概念的關鍵在於它克服了後者與客體的隔絕（如絕對精神意義上的主體）或外在關聯（如靈魂實體意義上的主體）。
還有，羅素、弗雷格、維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學家，要求把哲學研究轉化為對於語言的用法和意義分析的學問。
分析哲學是一場哲學方法論變革的運動，它與自然科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拒斥形而上學。大多數分析哲學家都同時是某一科學領域的專家。他們通過對哲學命題進行語言邏輯分析，消解傳統哲學的意義和方法。
當代西方哲學思維在理性發展的階段上，超越了康德的批判理性和形式理性，轉向交往理性，重視交互主體的商談、溝通與共識，強調價值中立，逾越事實與價值兩分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