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書局初版本、再版本
《毛澤東自傳》，斯諾原著，張洛甫譯，延安書局1937年10月初版，32開，88頁。此版本目前在國內民間僅發現一本，是福建省光澤縣第一中學教師蘭福森1969年，在福建上杭翻修老屋時，從屋頂上發現家中老人遺存之物，現被蘭福森珍藏。遺憾的是因歲月的侵蝕，封麵、封底已失，僅存第6―84頁。其中，《自傳》部分6―62頁。存附錄3篇：《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小傳》、《毛澤東論抗日及聯合陣線》、《毛澤東論抗戰勝利》。此書經北京紅色文獻收藏家奚景鵬先生與國家圖書館藏張洛甫譯，延安書局1937年12月再版本的逐頁、逐段、逐字比對後，發現兩書頁碼、章、節、段落、字數相同，所不同的是，蘭福森所收藏的版本紙質較差，字形較小，存在一些錯別字，而再版本紙質較好，封麵印刷也比較精美，一些錯別字已經改正。奚景鵬先生因此認為，蘭福森手中的藏本應為延安書局1937年10月的初版本，極其珍貴。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得知後也認為：蘭福森“手中保存的延安時期的原版《毛澤東自傳》很有價值”。
有可能是在西安或上海印刷的。具體情況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考證。
至於延安出版的《毛澤東自傳》為什麼會在福建上杭出現。我們查閱有關資料後認為：中央紅軍1934年10月撤離蘇區後，項英、陳毅、張鼎丞等同誌率中央機關、部分紅軍和傷病員，在極端艱險的白色恐怖下，為配合主力紅軍的長征，堅持艱苦的遊擊戰。時任福建軍區第九團政委兼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思瓊（又名方方），率部留在包括上杭在內的閩西南堅持鬥爭。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4月，方思瓊受堅持敵後鬥爭的閩西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軍事部長譚震林的委派，赴延安向中央報告工作。幾經周折，於6月9日到達延安，使急於得到中央蘇區消息的中央各負責同誌十分高興。毛澤東、朱德、博古、洛甫等都認真聽取了閩西堅持鬥爭的情況。方思瓊在延安期間，先後向中央政治局、黨校、抗大作了三年遊擊戰情況的報告，參觀了陝北邊區建設的情況。方思瓊在得到中央對今後閩浙贛根據地如何開展工作的指示後，於8月初離開延安返回閩西。從此，在延安的黨中央與堅持閩浙贛蘇區鬥爭的部隊建立了聯係，延安出版的《毛澤東自傳》就有可能被中央派去的幹部或交通帶到福建地區。那個時候，蘭福森的爺爺、奶奶經常偷偷地給山裏的紅軍送糧食和鹽，也就有可能從紅軍那裏得到這本《毛澤東自傳》。
張洛甫譯的再版本的封麵，左邊為紅色繁體字書名，右邊為毛澤東全身像。自傳分四章：第一章少年時代；第二章動亂中的中年時代；第三章共黨的展開；第四章從圍剿到長征。附錄有：《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小傳》、《毛澤東論抗日及聯合陣線》、《毛澤東論抗戰勝利》、《毛澤東等致蔣委員長一致抗日的電文》。
將張洛甫譯本中的自傳與汪衡譯本比較，正文的字數均約2.8萬字，其章節、段落一樣，表述的意思也一樣，但在文字上有些差異。張洛甫譯本基本保留了斯諾原文的語氣、文采。而汪衡譯本則更有中文口氣，比較符合中國人的讀書口味。
譯者張洛甫是不是張聞天？為什麼前幾年已出版的《張聞天傳記》、《張聞天年譜》都沒有記載張聞天這一重大事件。此版本的發現，引起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高度重視。該組負責人葉暉南在給蘭福森的信中說：“《張聞天傳記》作者程中原在寫書時，還不知道有《毛澤東自傳》一書。但我們在編撰年譜時（1996―2000年）早就知道了這本書，並從中央檔案館複印了它的內容。年譜沒有上的原因是為了慎重。”葉先生在信中說，在張聞天一生的文章中從未見過署名“張洛甫”的，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的人也沒聽說過他翻譯過《毛澤東自傳》。這幾年，他們一直在找證據。如何考證《毛澤東自傳》確係張聞天翻譯，是他們目前的重要題目。並歡迎蘭福森加入到他們考證的行列。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蘭福森幾個月的考證，終於從遼寧省檔案局的大事記中，發現有3處記載，都顯示張聞天1949、1950年在遼寧工作期間曾用“張洛甫”名。另外，東北解放前後，曾和張聞天一起在遼寧共事的原中共遼寧省委書記郭峰也證實：“張洛甫就是當年的張聞天。”他們當年在遼寧一起工作時，“都叫張聞天為張洛甫同誌”。郭老表示，若黨組織派人來調查，他會出具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