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其他重要的對立也被包含。亞裏士多德認為推理能夠做到同理性真理的單獨交流。同他著名的格言“人是政治的動物”相對應的是智力（nous）既不是動物的，也不是人類的，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聖的惟一並且自我包括。對於培根，社會影響使錯誤產生並存在，而真理的發現必須由為此目的而組織的社會機構來完成。單獨一個人幾乎什麼也做不了；他可能會陷入自己編織的誤解之網中。最需要的是合作研究的組織，由此人可以集體地向自然發起進攻，探究的工作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繼續進行。培根甚至有相當荒謬的想法，渴望有一種完美的方法可以不考慮人的自然能力的差異，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水平上發現新的事實和新的真理。然而這種荒謬隻是他關於聯合、合作地追求科學——如今天我們所做的——偉大積極預言的負麵。看到他在《新大西島》（New Atlantis of a State）中描寫的集體探究的圖景，我們很容易就原諒了他的誇張。
戰勝自然的力量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他說，人戰勝自然的帝國取代人戰勝人的帝國。讓我們借用培根自己充滿詩情畫意的比喻語言：“人有了對學問和知識的欲望……很少真心地去真實記述其推理的才能給人帶來的利益和用途，他們似乎要在知識中尋找一張沙發去歇息探尋徘徊的精神；或一個平台供徘徊易變的心靈上下走動觀望美景；或一座塔讓驕傲的心靈去攀登；或一座堡壘或險要地勢去鬥爭去戰鬥；或一家商店去營利去銷售；而不是一個富有的倉庫去讚美造物者，去救助人的生存狀況。”當威廉·詹姆斯稱實用主義是舊思維方式的新名字時，我不知道他是否特別地想到了培根，但就知識追求的精神和氛圍，培根可以被看做是知識實用觀的先知。如果細心觀察他對知識的追求和目的中的社會因素的強調，對這一精神的許多誤解就可以避免。
對培根思想的這一過長的摘要並不是作為曆史回顧。這個總結是要將新哲學的一個可靠文件擺在我們麵前，它可以使知識革命的社會原因變得明了。這裏隻能試圖描述一個概略，但它可能幫助提醒大家歐洲所發生的工業、政治和宗教變化的方向。
在工業方麵，我認為，不可能誇張旅行、探險和新商業的影響，它扶植了對新奇事物去冒險的浪漫感情，鬆弛了傳統信仰的控製，創造了研究征服新世界的強烈意識，產生了生產、商業、銀行和財政的新方法，到處發生作用，刺激發明，把積極的觀察與實驗引入科學。十字軍、古代世俗學問的複興，甚至更多，同伊斯蘭教先進學問的接觸，同亞非商貿的增進，透鏡、指南針和火藥的引進，發現和開發被稱為新世界的南北美洲——這是一些很明顯的外部事實。我認為，在心理和工業的變化同時發生並相互補充時，先前孤立的人民和種族之間的對比對於變化總是最有效，最有影響的。有時人民通過交際經曆情感上的，幾乎可以稱為形而上學的變化。頭腦的內部，尤其是在宗教上起了變化。其他時候有物質的頻繁交往，接受外國的工具和器具，模仿異域的著裝習慣、住房和日用品生產。這些變化，一個過於內部，另一個過於外部，都不能引起深刻的知識發展。但是當一種新的思想態度的創建同廣泛的物質和經濟變化相結合，重要的事件就會發生。
我以為，這兩種變化的同時發生是16、17世紀新接觸的特征。習俗與傳統信仰的衝突驅走了思想的懶惰性；它引起了對不同的、新的思想的強烈好奇。旅行與探險的實際曆險清洗了頭腦中對陌生與未知事物的恐懼；當地理的和商業的新領域被開發時，頭腦也被開發了。新接觸促進了對更多接觸的欲望；對新奇事物和發現的愛好增長了。對舊信念和方法的保守堅持隨著對新地域的每一次新的旅行以及對外國方式的每一次新的報告而經曆著穩定的減少。頭腦習慣於探索和發現。在對新奇的和不尋常的事物的意外發現中得到的快樂與興趣在舊的習慣的事物中不再能找到。而且，探索和探險的行為本身，對遙遠地域的大膽曆險的過程都產生一種特殊的快樂感和刺激感。
這種心理變化對於科學和哲學新觀點的產生是必要的。但隻是這一點也未必能產生新的認識方法。但是生活習慣和目的中積極的變化給思想變化以客觀結構和支持。它們還決定新精神起作用的途徑。新發現的財富，美洲的黃金和消費與享樂的新物品趨向於使人遠離對形而上學和神學的專注，而帶著新覺醒的興趣將頭腦轉向自然和現世的歡樂中去。美洲和印度的新物質資源與新市場打破了當地有限的市場對家庭手工生產舊有的依賴，引起了為外國以及擴大的市場利用蒸汽的大量大規模生產。資本主義、快速運輸，為憑錢交換和利潤，而不是憑物交換和消費，而進行的生產隨之而來。
對廣泛而複雜的事件的這一倉促而膚淺的提示可能說明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間相互依存。一方麵，現代工業就是應用科學。賺錢、享受新產品的欲望，僅僅實踐的精力和膽識無法影響近幾個世紀，近幾代發生的經濟變革。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科學的進步是前提。商人通過不同工程師掌握了科學家所獲的對自然潛在能量的新見識，並將其變為價值。現代礦山、工廠、鐵路、汽船、電報、所有生產運輸的裝置與設備表達了科學知識。即使經濟活動的普通金錢附屬物極大地改變了，它們也不會受到削弱。簡言之，通過發明的手段，培根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及其通過自然科學不斷支配自然力量的夢想已經實現了。蒸汽和電力的工業革命就是對培根預言的答複。
另一方麵，同樣真實的是，現代工業的需要對於科學研究是極大的刺激。進步的生產和運輸的要求引起對新問題的探究；工業使用的方法啟發了科學對器具和操作的新實驗。商業積攢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轉用於研究。科學發現和工業應用不斷的、普遍的相互作用給科學和工業都帶來了成果，使當代人認識到科學知識的要旨是控製自然能量這一事實。這四個事實，自然科學、實驗、控製和進步，不可分開地結合在一起。直至目前，新方法的應用及結果影響的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或更好地說，人的目的至今是由偶然因素而不是理智因素所影響，這意味著至今的變化是技術的而不是人性的和道德的，是經濟的而不是足以說是社會的。用培根的話說，這意味著盡管我們通過科學相當成功地支配自然，但我們的科學還不能使這種支配係統地、顯著地用於改善人的境況。這種應用雖大量發生，但它們是偶然的、發散的、表麵的。這種局限限定了目前哲學改造的特殊問題。因其強調了更大的社會缺陷，而社會缺陷需要理智的診斷以及目的和方法的規劃。
幾乎沒有必要再提醒大家，顯著的政治變化已經隨著新科學及其在工業上的應用而發生了。在此範圍內，社會發展的一些方向至少已被注意。工業新技術的發展到處引起在農業和軍事中形成社會模式的封建製度的瓦解。現代意義的商業所到之處，就出現將權力從土地轉向金融資本，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場轉向工廠，社會地位從基於個人忠誠、服務和保護到基於勞動控製和商品交換的傾向。政治重心的變化使個人從階級和習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產生了較少出於高級權威而更多出自自願的政治組織。換句話說，現代國家不再像過去一樣被看做是神的行為所致，而是人的行為所致；不再是無上而壓倒一切的原則的必要體現，而更多是男男女女實現自身欲望的計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