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位環衛工人也反映:案發當天3時多,有一輛白色小汽車在博物館被盜現場附近。

後經調查,附近幾個部隊這天沒有汽車到過此處。

10月26日,前往武漢調查的公安人員返回開封報告調查結果:9月1日至7日,住在開封博物館對麵東京大飯店裏的武漢鐵路職工唐國強、陳納德、李軍的身份證號是假號,而且武漢鐵路分局職工中也沒有這幾個人。

擔任記錄的“918”專案指揮部材料內勤王星飛聽到唐國強、陳納德、李軍等人的名字時,突然愣了一下:這麼耳熟!

別人吃飯時,王星飛坐在指揮部裏苦思冥想。他翻開近幾個月的案卷和報案材料,發現8月5日,開封市機電公司在鄭州市金橋賓館舉辦汽車展銷會時,曾被盜過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重點懷疑對象就是唐國強、李軍等4人。當時他們駕駛著一輛掛有軍隊牌照的轎車。

王星飛陷入沉思:“85”汽車被盜案中的唐國強、李軍,是不是“918”發案之前在開封東京飯店住宿的唐國強、李軍?案發時博物館外停放的白色桑塔納會不會是“85”汽車被盜案中的贓車?

更引起王星飛注意的是:兩處都出現過軍車牌照。

王星飛經過反複考慮,他當晚寫出一個書麵報告,指揮部連夜派出偵察員趕往鄭州,調查“85”盜車案中涉嫌的唐國強、李軍等4人。

調查得知:唐國強、李軍等4人在汽車被盜前一天住在金橋賓館,他們4人在金橋賓館停車登記的車牌號為“K43—1008”。

指揮部經請示省公安廳批準:將開封“918”文物案和鄭州“85”盜車案並案偵查。公安人員很快查清“K43—1008”是空軍某部隊的車牌,早已丟失。

線索又斷了。

偵破工作陷入了困境,但公安人員另辟蹊徑。他們從各種線索中分析出,罪犯蹤跡經常出現在武漢一個不到一平方公裏的地段內。搜索網再次拉開。

12月1日上午,28歲的王偉和同是偵察員的妻子李靜萍正在街頭注意著有無罪犯的蹤影,一輛白色桑塔納從他們身旁急速駛過,他們立即注意到車牌是“K43—1008”。

夫妻倆跟蹤至武漢海關門前時,王偉舉起事先備好的照相機將車上乘坐的4人拍下。經辨認,照片上的司機就是化名唐國強的人。

武漢市公安局當即調集幹警,控製住武漢三鎮所有的路口。

12月2日上午,武漢市小東門崗的交通民警攔截下這輛轎車,狡猾的案犯發現不好,當即逃之夭夭。

經與“85”盜車案失主核對,交通民警扣下的白色桑塔納轎車發動機號與被盜車相吻合。

3天後,公安人員了解到一個名叫楊長明的本地人,多次打聽公安局為什麼扣車。

“918”指揮部得到信息後,立即命令武漢工作組傳喚其人。

與此同時,在武漢市公安局的支持協助下,公安人員以涉嫌盜車為由,依法對楊長明的住處進行搜查,結果“918”案件被盜的其中5件文物被查獲。

在莊嚴的法律麵前,楊長明交待了開封“918”文物被盜案係劉農軍、劉進、文西山和李軍4人所為。其中,劉農軍化名陳納德,劉進化名唐國強,文西山化名林彬。

1月20日,劉農軍、劉進、文西山、和李軍這4名主犯全部落入法網。開封市公安局十分艱辛而又十分成功地偵破了此案,大快人心。

1994年11月,廣東警方在茂西一帶掃毒戰中,一舉偵破了以何劍雄、王春梅、黃斌、陳孔才、鄭聰等為首的特大販毒集團,掃蕩6個吸毒窩點,抓獲60餘名吸、販毒人員,繳獲海洛因230多克,影碟機、錄像機、鐳射唱碟機各一台,兩台25吋彩電31盤黃色影碟,5輛摩托車及汽油發電機等贓物。

警方查明,這是一個由汽車運輸職工、個體老板、商販及無業人員糾合成的鬆散型團夥。這個團夥最早是十幾個人聚在一起看黃色淫穢影碟、賭博、流氓鬼混尋求刺激。後來,何劍雄、王春梅夫婦從廣州弄來海洛因讓大家“過把癮”,開始滾雪球式地發展起來。

何劍雄先後從廣州8次販回690餘克海洛因,發展了60多個“癮君子”。沒錢買毒品時,男的就去偷盜、搶劫,女的就去賣淫,弄來錢再吸毒、賭博、嫖娼淫亂,成為一個集黃、賭、毒於一體的“黑色大染缸”。

後來,何劍雄等人受到法律的嚴懲。法律之劍再次顯示出它的正義與威力。

在打黑期間,公安部門還有力地打擊了一些向中國滲透的境外黑社會組織。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的經濟飛速發展,廣東成為繁華富裕之地,境外的黑社會開始把罪惡的黑手伸向廣東。

早在80年代初,廣東警方就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係統開展了反境外黑社會滲透鬥爭。

1982年9月,深圳市政府最早發布了《關於取締黑社會組織的通告》,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向蠢蠢欲動的黑社會發出的嚴正警告。廣東警方針對境外黑社會紛紛向沿海城市滲透的特點,調集精幹力量相繼在深圳、珠海、惠州等沿海城市專門設立了“反黑”機構,先後破獲取締了一批黑社會組織。

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也一直是境外黑社會組織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內地滲透的大舞台。

90年代初,中央確定加快浦東開發後,警方發現:許多境外黑社會頭目都以各種名義紛紛潛到上海,甚至有些組織籌備把總部遷到上海,企圖通過在上海立足生根,作為控製華東乃至全國的基地。

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聽取市公安局彙報後,明確指示:

一是不能讓境外黑社會滲透和有組織犯罪在上海立足生根;

二是上海不能成為黑社會和有組織犯罪成員的避風港,決不允許黑社會在上海發展組織;

三是堅持露頭就打的方針,堅決把黑社會滲透和有組織犯罪解決在萌芽狀態!

上海警方很快建立起一支“反黑”偵察隊伍,一舉破獲了“張飛案”和台灣“四海幫”陰謀將總部遷往上海的重案,抓獲了一批境外黑幫骨幹,打出了“反黑”聲威。

此後,上海警方針對境外黑社會組織采取多種手段向上海滲透作亂的實際,采取反黑偵察隊伍打頭陣,各種力量協作配合、多種手段一齊上的措施,持續不斷地開展了“五反”大“掃黑”,沉重地打擊了境外的黑社會組織。

每一個帶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的滅亡,都浸透著執法幹警的心血汗水。警方偵察剿滅每一夥惡魔的戰鬥,都是血與火的生死較量。一個戰鬥在第一線的警察曾經深有感觸地說:“緝黑,就是打仗!”

1992年5月,雲南省警方根據公安部的部署要求,集中優勢警力展開一場“掃毒戰”,在破獲的一批販毒案件中,有兩宗大案可謂建國以來的“中國之最”:泰國黑社會“同盟軍”首領楊茂安、楊克強父子,事先同香港毒梟訂立購運海洛因合同後,將220件147公斤海洛因密封在“豐田”轎車夾層中。

楊氏父子在曼穀遙控指揮,他們的親信從雲南臨滄地區邊關入境,直赴廣州,與香港毒梟派來的接應人交貨,然後再公開到香港結算。

盡管曼穀和香港兩大毒梟自以為他們製定的過境繞道運轉的計劃萬無一失,終究還是半途被中國警方查獲,受到法律的嚴懲。

這年8月,鄰近雲南猛海縣的境外黑社會“撣邦東部同盟軍”同香港販毒集團在緬甸訂立購貨合同後,專門派出一個參謀長級的毒梟,組織一批精英,分散攜帶168公斤海洛因,他們從猛海縣邊境過關,奔赴深圳某賓館交貨。

很快,在曼穀進行遙控指揮的黑社會總部發覺入境人員已經走漏風聲,他們頓覺不妙,急忙命令香港派出已到深圳的接貨人撤退。

滇、粵警方聯合偵查組反應快速,知道這個消息以後,立刻提前動手,公安幹警隻用了不到10分鍾的時間,就包圍了深圳賓館,將已溜到賓館門口急急外逃的一夥接貨的毒販全部活捉。

經過這次掃黑鬥爭,黑社會性質組織和惡勢力被強有力地遏製,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平穩、安定的社會治安局麵。

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居住的邵陽地處湖南南部,以經濟落後、民風彪悍著稱。治安環境惡劣多次名震全國及三湘。

90年代初,湖南邵陽曾是一個黑社會勢力肆虐的重災區。僅1990年邵陽警方就破獲各類黑勢力犯罪團夥1110個,抓捕骨幹成員3963人,除赫赫有名的“寒血黨”、“中國梟雄會”外,還有令邵陽百姓膽寒的炭黑場何操平團夥,塔北路周文奇團夥,東大路粟誌固團夥,三八亭楊國強團夥,萵家園嶽紅旗團夥,工業街曾夏季團夥……

這些團夥少則10多人,多則數十人,多是劣跡斑斑的亡命之徒。他們心毒手辣,為所欲為,經常成群結隊,攜帶火銃屠刀或槍支彈藥,身著盔甲,招搖過市。所到之處,白看白坐、白吃白喝、白拿白要,偷扒搶劫、嫖賭拐騙、汙辱婦女,相互之間還動輒刀槍相見,大開殺戒,不僅自相殘殺,而且傷及無辜,攪得整個邵陽雞犬不寧,人人自危。

即以黑勢力團夥使用的凶器而言,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匕首、火銃、殺豬刀、伸縮式長矛、左輪手槍、五四式手槍、小口徑步槍、劇毒麻醉槍、電擊槍、電警棍、手榴彈、各種口徑的土炮、護身盔甲……

那時我尚在外省讀大學,我並不熟悉邵陽,但我清楚地記得我在長江邊上的那個大圖書館裏看到了一篇名叫“邵陽反黑戰”的報告文學,自卑感很深。因為我雖不是邵陽人,但畢竟來自湖南。

記得有一次在大學校門口買一張《南風周末》,賣報的老頭得知我來自湖南,用異樣的目光注視我。心裏不是滋味。

90年代中期,我來到邵陽,當時治安環境大有好轉,大規模的掃蕩使那些“土匪”銷聲匿跡……

打黑除惡鑄英雄警魂

在遼寧,王立軍被當地老百姓讚為中國最棒的警察,被稱做“王青天”。他是中國170萬警察隊伍中獲得榮譽最多的人,他也是少數幾個還活著的一級英模之一。

王立軍似乎天生就是一塊當警察的料子:魁梧、機智、剽悍。作為蒙古族人,他從小在遼闊的草原上長大,受訓於內蒙古少年拳擊隊。參警後,他又在警官大學專修過拳擊、柔道和散打,練就了一身好功夫。那些不法之徒一聽到王立軍的名字便聞風喪膽。

1991年3月,王立軍奉命調往占鐵法市大明鎮任派出所所長。他上任第一天,就把人高馬大的流氓惡棍“高肥子”摔出去幾米遠。讓在場群眾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