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殷也請求道：“案情重大，還是現在走吧!”
吳局長笑道：“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現在走要趕一段夜路。我們這裏的路可不比你們山西……”
曹俊還是堅持要去，他說：“我是個好司機，沒問題!”
吳局長看看無法說服曹俊，他隻得答應。
各小組回來後，吳局長立即指派一名技術最好的司機隨同前往。曹俊與大家握手告別，駕車向崎嶇的山路駛去。
當天夜裏3時許，曹俊等人終於到達南部縣。他們坐在車裏挨到天亮，草草吃了點東西，一到上班時間便匆匆趕到南部縣公安局。縣局局長昨晚就已接到蘭處長的電話，正在辦公室等著他們，見麵後立即派人帶他們前往看守所。
曹俊來到看守所，他從罪犯的文字材料上和通過現場提審，確定這個姓譙的家夥正是“1216特大拐賣婦女案”案犯譙金高。
經過協商，南部縣公安局同意將罪犯交給朔州公安局，連同他參與搶劫殺人的罪行，一並由朔州方麵審判定罪。
就在曹俊連夜驅車的同時，巴中市區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拉網式大搜捕。
幹警們查遍了市內大大小小的旅店賓館和與劉華齋有關聯的人家。不知劉華齋是聽到了風聲逃之夭夭，還是根本就沒來巴中，這次搜捕無功而返，幹警們都感到十分遺憾。
盡管如此，這次遠征的成果還是叫人興奮。
帶回了包括首犯劉自舉在內的6名罪犯，這對全案的完整偵破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過查證，1992年底，“黑漢”團夥遭到京城警方嚴打後，漏網的甘智輝等主犯又網羅到北京打工的劉華齋、劉自舉、李勇等流竄分子，繼續從北京勞務市場上向外拐賣婦女。
1993年末，甘智輝一夥在京、冀等地落網後，漏網的劉自舉、李勇等又和黑道上著名的“黑蜘蛛”李敏團夥聯絡起來，組織起清一色的巴中人為骨幹，以打工或做生意為幌子作掩護，藏匿於北京市區30多個窩點上，更加隱秘而瘋狂地從北京崇文門、宣武門等勞務市場及北京站等繁華鬧市區大肆誘騙婦女向外拐賣。
他們先後在內蒙古的烏盟地區、河北省的保定、滄州、衡水地區、山西省的晉中地區、忻州地區、大同市、朔州市等地，建起8條地下拐賣線，在20多個縣、市、區設立據點。
各條線上均設有穩固的窩點和中轉站，他們將拐賣的女青年流水作業般地從這8條線上通過二道三道甚至四五道人販子順利出賣到老農民手中。
在不到3年的時間裏，就先後有300多名婦女被他們像批發運輸貨物一樣從這8條線上銷售到外地。
這些婦女的人生從此改變，她們從此跌入痛苦的深淵。
犯罪團夥受到嚴懲
1995年8月27日，在山西省朔州召開的10萬人公判大會上，16名主犯被判死刑，46名罪犯被判重刑。
正義的槍聲宣告了這起建國以來最大拐賣婦女案件的階段性勝利。
這起驚動公安部的大案，拐賣人數之眾、跨越地域之廣、參與罪犯之多和作案手法之狡猾凶殘，都創下了罕見的曆史紀錄。
在被判死刑的16名主犯中，有一個十分特殊的犯人。她叫李敏，年僅24歲，人稱“黑蜘蛛”。李敏曾經被人販子倒賣3次，後來，她搖身一變，變成拐賣同類的“女魔頭”。
李敏是土家族人，她曾經夢想著成為歌唱家。行刑前，李敏的天良複蘇，她懷著對人世的無限留戀，向記者們唱起了她最喜愛的情歌《莊稼漢》：掰一塊太陽給你，怕你嫌燙；掰一塊月亮給你，怕你嫌涼……
羈押期間，李敏曾經寫下數萬言的“自白”，對自己的犯罪作了全麵交待。
就在臨刑的當天早晨，李敏又將她寫下的第二份更為詳細的“自白”交給一個作家，她沉痛地說：“希望我的經曆能對世人有所警醒，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後能做的一件事了。”
李敏在自白中回顧了她被拐的經過，她寫道：
1991年4月的一天，我又去了勞務市場。剛到不久，對麵走來一個男孩，他問我是不是找工作。我隨口答應了一聲，他一聽我講話，就問我是什麼地方的，我說是貴州的，他馬上改說一口貴州話，還說跟我是老鄉。幾個月沒有聽到家鄉話了，聽他一說我感到很親切，也很信任他。他告訴我他是出來做服裝生意的，需要一個人幫忙，問我能不能跟他們一起幹，工資好商量。
我正在猶豫，又走來一男一女，他們3個人一唱一和，無論如何要我幫他們。我從來沒碰到過這種事，覺得他們很熱情，就跟著走了。
我們來到一家小旅館住下，這時我才知道找我的那個男孩叫喬生，後來那個男的叫黑漢，真名叫王文雄，女的叫立群，姓什麼我忘了。
吃過晚飯，我與立群閑聊，得知她是沈陽人，還是少林武術班的學員，她說喬生和黑漢做生意很有頭腦，跟著他們可以學到很多經驗，將來對自己有好處。她還主動說，如果他倆對我不利，她會武術，可以保護我。聽了她的話，我覺得這正是自己一直追求的路，根本沒想到我會被騙!我恨，我悔呀!
第二天，我們一行人坐上去保定的火車，一路上談笑風生。
到了保定，我和立群說想去逛逛商場，喬生不讓去，要我們回來再玩，還說到時候讓我們玩個夠。說完他們叫了一輛出租車，我們坐著一直開到蠡縣的一個村子。
吃過晚飯，女主人抱出兩條被子，我問：“我們住什麼地方?”
那女人笑著說：“你們4個湊合著睡吧。”說罷反鎖上門走了。
立群大聲說：“這樣不行!你們有神經病吧”話未說完，她就被喬生打了一個耳光。
我說：“你怎麼打人?!”
喬生獰笑著說：“打人，老子還賣人呢!”
黑漢插話道：“我坦白告訴你們，我們是人販子，你們想跑已經晚了。要是願意合作，給你們找個好人家，要是不願合作，到時候別怪我們無情!”
李敏在自白中還回憶了她被拐賣後的悲慘經曆，她接著寫道：
晚上，他們把我帶出村子，上了一輛拖拉機，顛顛簸簸來到另一個村子，他們把我交給一個女人就匆匆走了。這個女人也是當地的二道販子，她說我要聽話，就給找個好人家，要不就讓我嫁給個老頭。
我當時心如死灰，巴不得趕緊賣出去，一切都聽她的擺布。
不一會兒，來了一個男青年，20多歲的樣子，看他那副麵孔一點都不可怕，但我看出他沒看上我，因為幾天來我被他們折磨得死氣沉沉，渾身上下又髒又亂。
他轉身走了出去，在門外與女人販子嘀咕著，我當時心想，怎麼辦?這個小夥子挺好的，要是真嫁個老頭，就更沒希望了。不行!我得想辦法讓他把我帶走，於是我就開始唱歌：
搬一塊太陽送給你，
怕你嫌燙，
搬一塊月亮送給你，
怕你嫌涼……
我唱到這兒，男青年走了進來，他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人，願不願意跟他走?他還告訴我，他很喜歡我唱歌，跟上他很合適等等。
我們交談了幾句，他就用自行車帶上我走了。
後來我知道他叫胡波，家在河間市的一個村子，我的身價是3300元。
來到我那陌生的男人家，他媽首先說：“從今以後你就是我們家的人了，要是有什麼不安分的想法，還是死了這份心!”
我一聽，心都要碎了，淚流滿麵，苦苦哀求他們放過我，對他們的大恩大德我會報答的。
這時，胡波發話了：“你不用哭了，眼淚是你們女人最好的武器，我已經看得多了。早知你是這樣，我就不要你了，現在你生是我們家的人，死也是我們家的鬼，你就認了吧!”
當天晚上，我對胡波說：“我已經被人販子強奸了，你這樣把我買下，不覺得臉上無光嗎?”他一聽，氣得臉色鐵青，一下子把我的衣服撕碎。
可憐我剛離虎口又入狼窩，媽媽，你聽見我的呼喊了嗎?我好苦啊!什麼時候才是盡頭，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呀?是我不聽親人的話，才落到今天的地步，我是自討苦吃，蒼天啊，你可憐可憐我吧!
以後的許多天，我不吃不喝，不說不答，一門心思想著怎麼逃出去。他們全家像防小偷一樣看著我，大門上著鎖，連上廁所都派人盯著。
這樣過了20多天，我乘胡波的媽媽上廁所的機會翻牆跳出院子。但老天不開眼，腳剛落地，就被他大哥看見，一把揪住我拖回家來，一邊罵一邊打。胡波回來也跟他們全家一起打，直到打昏過去，用水澆醒後把我關了起來。
以後，我又出逃過好幾次，每次都不成功，被抓回來就是一頓痛打，被打已經成了家常便飯，身上的傷就沒斷過。
可悲的是，李敏自己深受被人拐賣之苦，她卻好了傷疤忘了痛，走上了販賣同類的罪惡之路。她親手把一個個女性推入火坑，也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打黑取得輝煌的戰果
在偵辦黑惡案件過程中遇到阻力時，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出麵，撐腰打氣，極大地鼓舞了辦案民警的鬥誌。
一批批非法槍支被收繳上來，一個個暴力犯罪團夥被摧毀，一大批犯罪分子先後落網，戰果輝煌。
危難之時方顯英雄本色。各地公安局重拳出擊，狠狠打擊了氣焰囂張的黑惡勢力，使一度“談黑色變”的當地百姓重獲安寧。
在全國公安機關堅決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大背景下，北京市也利用自身的特殊作用，打擊和破獲一些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1991年，全年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30起，解救婦女兒童50人，抓獲犯罪分子45人。
1992年９月18日８時30分，河南省開封博物館兩位年輕的講解員剛打開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門，發現展櫃橫七豎八，就去找保衛科長：“你們把文物收回去了？”
保衛科長驚訝地說：“沒有呀？”
保衛科長意識到事情重大，他急忙報告館長。
館長來到展廳門口一看，隻覺得頭“轟”的一下：“文物丟啦！”
10分鍾後，開封市公安局刑偵技術人員趕到現場。隻見８個展廳內一片狼藉。僅有的罪證是一把玻璃刀和幾把黑色鐵夾，現場沒有指紋。
經公安人員現場勘察得知，犯罪分子共盜走明清宮廷珍品69件，其中屬國家一級文物７件、二級文物52件、三級文物３件、未定級7件。
這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起館藏文物被盜案。
當天，開封市公安局以刑警支隊為主，從市區的各公安分局、局直有關科室以及交警、治安大隊等調集的200餘名精幹警官，組成了“918”專案指揮部。
為了加強領導，開封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徐福潤和市人大副主任、公安局黨委書記吳國強擔任指揮長，公安局長武和平、副局長胡安泰、崔保連等幾位剛滿40歲的年輕人擔任了副指揮長。
“918”指揮部就設立在發案現場，即開封博物館。
為協助破案，河南省公安廳還成立了“918”案件協調小組，省公安廳副廳長王濟晟擔任組長。
在排查工作進行到10多天時，偵察員們找到了一位每天淩晨都要經過博物館巡查魚塘的漁場工人。據這個工人講：
案發當天2時多，包公湖南岸停有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我用手電向汽車照去，看車上掛著“Ｋ”字頭軍用牌照，還有數碼１和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