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裏卡”計劃建議西歐各國加強在尖端技術領域的合作，逐步成立“歐洲技術共同體”。當時製訂了計算機、生物工程、新材料等5大方麵的合作計劃。
“尤裏卡”計劃項目達300多個，其中有24個重點攻關項目。到1993年底，“尤裏卡”共舉行了11次部長會議。成員除歐共體委員會外由17個增加到22個國家。1992年匈牙利作為東歐第一個國家加入了“尤裏卡”。1993年俄國也申請加入了“尤裏卡”。
此外，美國、日本、加拿大、以色列和波蘭等12個非“尤裏卡”成員國的企業和科研機構也先後參加了26個“尤裏卡”研究項目。“尤裏卡”計劃的實施，不僅對歐洲，而且對整個世界經濟、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
同處一個地球的亞洲各國麵對這樣的國際局勢，當然也不甘示弱。日本是衝在最前麵的亞洲國家。作為一個資源嚴重缺乏的島國，日本深感沒有高技術就難以在21世紀立足，暗中也撥響了小算盤。
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剛一出籠，日本政府當即便作出積極反應，率先提出了“今後十年科學技術振興基本政策”。
中曾根首相還在國會答辯中表示：
對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提供技術合作問題，將依據1983年11月兩國就美國提供武器技術所達成的一攬子協議進行，必要時還可以考慮派遣技術專家進行專門的洽談……
還有其他許多國家，也都製定了相應的政策規劃。如印度發表了“新技術政策聲明”，韓國推出了“國家長遠發展構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聯邦科技發展戰略”……
這樣的國際局勢，對中國無異也是巨大的威脅和挑戰。中國的政治家、科學家也在考慮，怎麼辦？中國如何製定發展自己的科技規劃？
當時，在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急需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與之配合。
麵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巨大壓力，中國的科學家再也坐不住了，他們開始了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上來思考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問題，不得不考慮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地位、競爭能力以及發展前景問題。在挑戰和機遇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科學家們開始了對中國高科技發展問題的苦苦思索。
中國該怎麼辦？這個問題成天都在科學家陳芳允腦子裏打轉。陳芳允是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學家和衛星測控專家，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1號”的測量控製係統就是由他主要負責研製的。
要認出這位大科學家，隻要記住兩個特點就錯不了。一是自己給自己理發，二是自己給自己縫補衣服。這位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與王大珩等23位科學家共同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著名科學家，生活異常儉樸，做人也十分本分。每次出門在外，這位大科學家不是被人當成看門的老工友，就是被認作工廠的老師傅。
1983年11月，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組織了全國上千名專家，對如何發展新技術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長達150萬字的《中國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挑戰和機會對策的研究》。
1986年初，國防科工委召開了國防科技計劃會議，研究國防科技的計劃和今後發展問題，陳芳允出席了這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著名科學家王大珩。
在大會上，科學家們就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以及中國如何應對這一輪新的科技挑戰問題做了討論。
當時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從表麵上看，“星球大戰”隻是一個重點針對蘇聯軍事威脅的戰略防禦計劃。但從此計劃囊括了大批新興尖端科學技術這一點看，美國此舉不僅有強烈的軍事目的，還有深遠的政治目的。
但是，在中國應該采取什麼對策這個問題上，科學家們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我們也應該搞。理由是，在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今天，誰能把握住高科技領域發展方向，誰就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我們不能輕易放棄這個機會。
另一種意見則截然不同，這一部分科學家認為，中國的國力，目前還不具備全麵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現在搞高科技，中國可以先搞短期見效的項目。等美國搞出來以後，中國也賺了錢，有了經濟實力，就可以利用美國的科技成果了。
在這次會議快到中午時候，陳芳允和王大珩相繼發了言。王大珩在會議上提出，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發展機會，中國應該把握住這個機會，積極參與世界性高科技領域競爭，不能延誤時機，盡早出台相應的決策。
時任國防科工委專職委員的陳芳允說：
在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今天，誰能把握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誰就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我國的經濟實力不允許全麵發展高科技，但我們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卻是完全可能的。
在會議中，王陳二人都發現對方的見解與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處。最主要的是，兩人都認為，雖然我國的經濟實力目前還不允許全國發展高科技，但爭取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則是有可能的。
這一類的會陳允芳、王大珩都參加過許多次了。每參加一次會，他們的心中都會平添幾分焦灼，增加幾分沉重。
僅僅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就有包括各大強國在內的六七個國家地區相繼出台了科技發展大舉措，這在世界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也因此而成為舉世矚目的“星球大戰年”。而這時，已經是1986年了，中國還在這個問題麵前猶豫徘徊，科學家們怎能不憂慮。
會議結束後，王大珩坐在回家的車裏，思緒長時間地停留在會議討論的問題上。
陳允芳回家以後，也在一直思慮著會議上討論的問題。陳芳允對會議上的討論覺得不夠滿意，他認為很有必要找王大珩深入探討一下。當天晚上，陳允芳就來到中關村中科院的宿舍樓，敲響了中國的著名應用光學專家王大珩家的門。
聽到敲門聲，王大珩立起身，走去開門。打開門一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與自己一起投身“兩彈一星”宏偉工程的陳芳允。
王大珩將陳芳允讓到屋裏的沙發上，打開了落地燈。陳芳允首先開口說：“老王，你又熬夜了？”
“你不是也一樣嗎？”王大珩話音未落，二人一起輕聲笑了起來。
王大珩微笑著說：“芳允，我知道你為什麼半夜來訪，我猜出來了。”
陳芳允在沙發上欠了欠身：“我這幾天在想，不能再坐而論道了，形勢逼人，該做些什麼了！”陳芳允把自己對中國高科技發展問題的一些想法向王大珩和盤托出。
聽完了陳芳允的話，王大珩激動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老夥計，我們想到一塊去了！咱們得好好聊聊。”
兩人認為，搞“兩彈一星”的時候，我們的國力還不如現在雄厚。但我們硬是咬著牙搞出來了，人家就不得不對我們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讓我們占據一席之地。
現在我們雖然還很落後，仍不富裕，但情況比那時畢竟是好得多了。如果這一步拉下了，我們就有可能被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所拋棄。
國家與小家一樣，都要精打細算過日子，都得把錢用在刀刃上。有些錢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錢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國力競爭，牽涉到國家命運的錢就不得不花，而且是必須要花！
兩人想，沒錢我們突出重點項目行不行？我們製定有限目標行不行？沒錢我們少買幾輛豪華轎車行不行？我們不坐進口汽車，坐我們自己的國產車行不行？
隨著時間不知不覺的流逝，兩位科學家的探討也越來越深入。陳芳允說：“我想，事不宜遲，不能再坐失機會，我們應當馬上動手給中央領導寫一份關於發展我國高技術的建議，供中央決策時參考。”
“就這麼辦！”王大珩說，“為了節省時間，我看就給鄧小平寫封信吧！把建議書直接送到他手裏。”就這樣，兩個在這天晚上作出了給上層寫信的決定。
中科院研究空間科學的專家潘厚仁是王大珩的助手，王大珩把寫信的事情給潘厚仁說了，並把信件的思路告訴他，讓他先理出個初稿。
幾天以後，潘厚仁拿著寫了一半的稿子找到王大珩，說後麵的自己寫不下去了。王大珩接過稿子看了一遍，覺得文章隻對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進行了實質性論述，而對中國到底怎麼辦的問題涉及不夠。
看著潘厚仁苦惱的樣子，王大珩準備親自操刀，完成這個任務。晚上，王大珩展開信紙，懷著對曆史、對祖國不可推卸的責任感拿起了筆，王大珩寫道：
為了我國現代化的繼續前進，我們就得迎接這新的挑戰，追趕上去，絕不能置之不顧，或者以為可以等待10年、15年。
這個話題實在太重要太沉重了，寫了一會兒，王大珩本能地調整了一下呼吸，把筆擱在了桌子上。在以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王大珩把這份建議寫了又寫，修改了又修改。最後這一份《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初稿終於完成了。建議書主要提出了這樣幾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高科技問題事關國際上的國力競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在關係到國力的高技術方麵，首先要爭取一個“有”字，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
鑒於我國的經濟情況，從事高技術的規劃與範圍，無法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限目標”，強調儲備與帶動性。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要能在進入所涉及領域的國際俱樂部裏占有一席之地。
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幹的作用，通過實踐，培養人才，為下一個世紀的發展做好準備。要有緊迫感，發展高技術是需要時間的，抓晚了就等於自甘落後，難以再起。
建議書寫好以後，王大珩首先請陳芳允提意見。陳芳允看到文章後連聲稱讚，同時又在建議書中補充了高科技與國民經濟的內容。然後，他們又把建議書分別送到了王淦昌和楊嘉墀的手上，這兩個人也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獲得者。
王淦昌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的大功臣。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上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震動了世界。
從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為了研製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出於保密的需要，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王京，隱名埋姓長達17年之久，直到1978年，王淦昌才出現在全國科學大會的主席台上。
楊嘉墀是著名的航天專家。他曾當選為國際自動控製聯合會空間委員會副主席、國際宇航聯合會執行局副主席、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的科學家，曾參加過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顆原子彈和返回式衛星、“實踐1號”衛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製和設計工作，尤其在衛星的自動控製方麵，為祖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