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當時，正值寶島台灣開放民眾到祖國探親訪友不久。大時代的劇變，帶來多少悲歡離合，多少酸甜苦辣。
祖籍廣東的適民先生，用這些簡潔的詩句，抒寫著那個特殊時代特殊人群的鄉愁。孫秀康說借錢也要回家
舟山市普陀區登步鄉是個海島鄉鎮，距離沈家門漁港55海裏，陸域麵積1446平方公裏。當年，就在這裏，160多人隨國民黨部隊去了台灣。家住登步鄉登步村383號的孫秀康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孫秀康後來回憶說：
1987年，第一次回來探親，也是自己這樣找回來的呢！如今，家鄉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隻聽見‘咣當’一聲，船開始動了！大家拚命往外擠，可當兵的拿槍死死地守著不讓出去。‘我要回家！娘啊’……不知道誰叫了一聲，頓時，船艙裏哭聲一片……”半個多世紀前的這一幕，永遠刻在了孫秀康的心上。
早在1950年，年僅29歲的孫秀康，被撤離大陸的國民黨部隊“抓壯丁”抓到台灣去了。走的時候，家裏留下了4歲的兒子和2歲的女兒。
“什麼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離開家了。當時同村一起被抓走的還有許多人。你想想，家裏有妻兒父母的，誰願意走？”孫秀康回憶說。
到台灣以後，孫秀康到51歲才退伍。“在台灣雖然也有不少老鄉，但是我的親人卻在海峽的那一頭，怎麼能不想呢！做夢都盼著能回去。”關於那段日子，老人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濃烈的思鄉之情，每天都沒有斷過。
家還在不在？兒子、女兒怎麼樣了？不能回家，就隻有寫信了。
1982年，孫秀康偷偷地跟家裏聯係起來。當時不通郵，信要托人先從台灣帶到香港，然後從香港寄到大陸。寫信也是很曲折，往往都是一封信要套好幾個信封，每到一個地點，就要抽掉外麵的一層信封才知道真正的目的地。
在當時，香港有人收費代辦這樣的服務，盡管很貴，但大家特別想知道家裏的情況，也隻能這樣了。怕家人收不到信，他的第一封信寫得很短，隻告訴家裏人自己在台灣身體都好，不知道家裏還有哪些人在。
一晃幾個月過去了，家裏的信才輾轉到了孫秀康手裏。這封信讓他又喜又悲：喜的是，家還在，女兒已經成家立業，也有好幾個孩子了；悲的是，走後第四年，兒子就夭折了。
孫秀康知道家裏還有人，落葉歸根的想法就更強烈了。1987年10月份的一天，孫秀康突然從報紙上看到，允許台灣居民到大陸探親了！
當時，孫秀康興奮得一整夜沒睡覺，第二天一早就出去打聽了。幾個老鄉還在商量，沒有錢回去怎麼辦？
孫秀康說，這是他到台灣以後，最開心的一天。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是說：
終於可以回家了。我反正是想得很清楚了，沒有錢，借錢也要回去！
從台灣到香港，香港飛上海，上海坐船到沈家門，然後再到登步。家，一步步近了。離開38年之後，再回到家鄉，是什麼樣的心情？老人說，“近鄉情更怯”，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刻骨銘心的一刻，孫秀康永遠不會忘記：
到了登步之後，我一路慢慢走。村裏的變化不是特別大，但是陸陸續續有新房子蓋起來了，我們家原先的平房也成了樓房，我一下就找到自己家了。在家門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女兒，快40年不見了，外孫女比當年我走的時候的女兒還要大，那時的心情特別複雜，感覺像是在做夢一樣，心裏不停地想，回來了，終於回來了，真的回來了。
後來，有人問孫秀康老人：“這麼多年了，你還記得回家的路嗎？”
他很認真地回答：“家怎麼會找不到？走得再遠，走得再久，回家的路怎麼會不認識？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什麼都換不來的。”
朱文利老人是定海人，1950年在村外的西碼頭被“抓壯丁”到了台灣。當時，村裏有700多人就這樣被帶到了台灣。
思鄉的情緒，從他到台灣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1985年，一次跟老鄉閑聊時，朱文利聽說已經有老兵從台灣輾轉回大陸了。聽到這個消息，他馬上想起了自己有個表弟在美國，為什麼不借道回家呢？他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已經退休了，於是提出要到美國去旅遊。這個計劃很快就被批準了。其實我根本就不想去美國，隻想通過第三方國家回家去看看。”
跟著旅行社，第一站到了泰國，在那邊待了幾天，又轉到了香港。在香港，他想方設法聯係上了一家大陸旅行社，並順利地跟著他們來到廣州。
朱文利恨不得馬上飛到家，可是因為沒有到上海的航班，他在廣州又留了好幾天。好不容易，到了定海。回來的時候，他特意帶了電視機、自行車、縫紉機一大堆禮品，到村口時，路還沒修好，大車開不進，他記得當時是台胞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幫著把東西運回家的，他自己就三步並兩步，一路快步走回去的。通過之前的書信聯係，他知道兒子當上了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孫子、外孫也很大了。
走著走著，路上碰到了來接他的兒子了！老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流著眼淚說：“走的時候他才7歲，現在都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爸爸了，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看見他的時候，我忍不住哭了。”
經過這一次，他是下定決心要回來了。他說，在去台灣前他讀過點書，會寫字，如果一直留在台灣的話，說不定還可以有發展。不過他不想這些，不管怎麼樣，他都要回來。
家鄉這邊也特別照顧，有什麼困難都幫他解決。通過台灣的朋友，他重新拿到了入台證，到台灣去處理回家鄉的事情。
到後來的1992年，處理完所有事情，朱文利就正式回來定居。回來之後，政府特別重視台胞，他本人還當選過兩屆區人大代表。
他也不忘記在台灣的朋友們，常給他們寫信，告訴他們：“我在這裏定居了，大陸這邊很好。如果你是個不忘家的人，回來看看吧。”
後來，有40多個人聽了他的建議陸續回來了。劉有能捧著照片認親人
劉有能老人的家在舟山登步鄉雞冠村，遙想當年，劉有能感慨不已。
早在1950年的一天，劉有能剛剛從海裏打魚回來，家裏突然來了幾個國民黨的官兵，說是部隊要撤退，男勞力一律要征去當民夫。
經這麼一嚇唬，劉有能和兩個哥哥就一起糊裏糊塗地跟著國民黨部隊走了。一直到坐上船，他們才知道，這是要去當兵。
劉又能回憶說：“我們是打魚的，哪裏會當什麼兵啊，什麼都不懂。”於是，劉有能找到部隊的一名軍官，說不想當兵，想回家。
不料那名軍官把眼睛一瞪：“上了船，你們就永遠也別想回去了！”
在台灣當了7年半的兵，然後就是當醫院的倉庫保管員、學校的技工。隨著年紀的增大，對家也越來越想念，經常一覺醒過來，枕頭都被眼淚浸濕了。
可是當時的政策不允許，大家也不敢。實在想得不行了，就開始寫信跟家裏聯係，劉又能回憶說：
我寫了一封信回去問：家裏還有沒有人？過了幾個月，家裏給我寄了一張合影過來，老婆、兒子、兒媳、4個孩子……
家的味道讓他的心底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把照片拿去重新放大了一張，每天看，有時候看著看著就掉起眼淚來：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呢？
1987年的一天，劉有能正在休息時突然聽到電台裏說大家可以回大陸探親了！
劉有能馬上就開始準備，把所有的積蓄都拿了出來，準備買機票回家。劉有能說，等待被“批準”的那些天，是這輩子最漫長的。那些天裏，他什麼事情都想不了，一心想著哪一天能回到家。
“那天總算等到了通知，說是可以回家了。”劉有能帶上照片，馬上就往機場趕。
到了上海虹橋機場，已經有上海台胞站的人員在接了。對方告訴劉有能說，這次回來的台胞挺多的，為了好認點，讓他把帽子折邊，手臂上還綁著一塊白毛巾。
“有能回來了！”坐船往登步趕的時候，有人認出他是雞冠村的人，連忙給他家裏人帶信說他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