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產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如何？
三、共產黨為什麼不去寧夏，反而東渡黃河去山西？他認為寧夏靠近綏遠前線，又接近蘇聯，擔心東征會吃閻錫山的虧。
四、紅軍和東北軍如何派出代表去蘇聯？請蘇聯援助中國抗日。②。
戴鏡元回憶說：
李克農同誌根據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和黨的政策做了以下說明：
一、蔣介石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專打內戰，不抗日。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把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華北也岌岌可危，內戰從未停止，還殘酷鎮壓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所以我們不能把蔣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如果蔣介石放棄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動政策，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同時也要爭取國際援助。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武器，而決定於人。發動全國人民一致對敵，這個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戰勝的。另外，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勝，投降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地廣人眾，有利於長期作戰，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三、紅軍東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到寧夏對全國影響小，我們對東征勝利是有把握的。東渡黃河去山西，還可以適當解決我軍軍需和兵源問題。《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2―183頁。
李克農和張學良的會談至3月5日淩晨5時結束。李克農隨即兩次發電向毛澤東和彭德懷作了彙報。據戴鏡元回憶說：“會談達成幾項口頭協議：一、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張學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再次商談。地點在膚施(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二、紅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負責和盛世才交涉通道問題。三、中共派一位聯絡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給予適當名義作掩護。”《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3頁。
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接到李克農的電報後，即複電李克農：“本日兩電均悉，甚慰。”“周(恩來)、博(古，即秦邦憲)均來前方商事，10號可畢，17號我方負責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駐代表人選即可決定。”電報還要李克農直接來石樓報告談判情況，並將王以哲設法為我方搜集的書籍、報刊等直接帶來前方。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0、521―522頁。
在李克農和王以哲談判達成口頭協定之後，王以哲決定將困守甘泉的部隊調回，由其他部隊接防。王以哲將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通報。3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正率部圍困甘泉的中共陝甘省委書記兼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和中共陝西省委軍事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蕭勁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換防，我們已同意。“無論王以哲是否好意，你們應執行前電不得對王(以哲)部攻擊。王(以哲)即增兵一團到甘泉，對我們也無大妨礙。”③。
張學良對這次與李克農的會談印象較深。他在1957年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夏間，我得王以哲、劉多荃由洛川來電報告，言‘共匪’派來代表到彼軍中，請求與我相見，可否請我蒞洛川？我急電允諾，我親到洛川。‘共匪’的代表為李克農。該時我並不知曉李克農為‘共匪’中何項人物。彼所述的大旨為：‘共匪’願擁護中央，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結束土地政策，取消紅軍名稱，聽受指揮等等。我認為這些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哪？假如毛澤東或周恩來能親來見，我可以代向中央轉達。李(克農)言稱，彼所提之條件，乃是中共中央所決議者。如我能以誠相見，彼可以約請毛澤東或周恩來前來會見。彼遂返回瓦窯鋪(堡)。”《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李克農於3月7日離開洛川，經延長、延川等地，由清澗河口渡過黃河。3月16日到達中共中央的戰時所在地石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隨即聽取了他的彙報。毛澤東等聽取彙報後，認為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誠意的，立即決定以周恩來為中央全權代表，前往膚施同張學良會談，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的上述決定通知他，並請他告知張學良。電報還對王以哲惠贈圖書表示感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兩天之後，周恩來電報指示朱理治、蕭勁光和時任中共陝甘省委組織部長的歐陽欽：依目前我們與東北軍的關係，我們決不應組織或同意在東北軍中的兵變和士兵暴動，如果有人來和我們接頭，我們應盡力勸阻，以免影響統一戰線的進行。《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精心運作下，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逐步達到了較為密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