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猶太複國主義基本上主張世俗主義。本-古裏安在回憶建國時的情形時說：“（當時）我們作出了決定，以色列應當是一個世俗國家，由世俗政府而非宗教當局來治理，我盡可能地使宗教遠離政府和政治。”但與政治猶太複國主義不同，勞工猶太複國主義特別是馬帕伊承認傳統文化對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價值，這表現在幾個方麵。首先，堅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1941年，英國大臣莫因勳爵向本-古裏安建議，以東普魯士作為猶太國家的所在地，後者明確表示拒絕。本-古裏安還引證了烏幹達計劃的例子：“正是在歐洲猶太社團中受壓迫最深的俄國猶太人摒棄了這一恩賜。他們對烏幹達不感興趣，即使是作為暫時的避難地。我們隻有在這一塊土地上才能定居並獲得獨立。”而且，本-古裏安主張在古代希伯來國家的疆土（以色列地）上重建國家，盡管他並不拘泥於這一點。其次，認為猶太複國主義符合猶太傳統文化。本-古裏安指出，流散的猶太人正是從猶太教中獲得了“民族和領土的動機”，並引用了《聖經》中的話語：“現在，主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你的故鄉和親屬，離開你父親的家，到我將要指示給你的地方去；我將使你創立一個偉大的民族。”他進而認為，在故土上重建“猶太民族生活”標誌著救世主彌賽亞的複歸。本-古裏安甚至利用《聖經》證明，猶太人不是“上帝的選民”，而是“選擇上帝”的民族；先知並未期望猶太人統治全世界，而是強調其精神上的無與倫比，即對正義的無上崇拜。Ben-Gurion and Pearlman，Ben-Gurion Looks Back in Talks with Moshe Pearlman，pp。227，230-231.再次，恢複古希伯來語和一些猶太傳統習俗。極端正統派和赫茨爾均反對恢複希伯來語，勞工黨派卻大力支持，終於使這一曾為《聖經》使用的死語言成為伊休夫和以色列的主要語言。基布茲和馬帕伊也恢複了許多古猶太節日，其宗教內容被抽去，而代之以民族主義的含義。不僅如此，由於馬帕伊在伊休夫代表大會和建國後的議會中始終未能獲得過半議席，它被迫尋求精神中心黨和正教黨的支持，以便建立聯合政府。馬帕伊因此在宗教問題上作出了一些讓步，如允許宗教黨派保持對宗教學校、法院的控製權，並在婚姻、安息日等方麵通過了遵守教規的法規。以色列國的宗教氣氛如此濃厚，以致有學者稱其為一個“半祭司半世俗化”的國家！
勞工黨派之所以給宗教保留一定地位，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猶太宗教和傳統是激發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曆史的聯係是無法割斷的。而且，由於各國猶太人在語言、風俗、傳統甚至種族方麵都存在著重要區別，因此隻有猶太教的共同性才能加強他們之間的聯係。其二，這種做法出於實際的政治考慮，即避免伊休夫內部的分裂。建國初期，世俗派曾要求頒布憲法，但由於在政教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馬帕伊決定暫時擱置憲法問題，代之以一係列單獨的基本法。因此，勞工黨派對宗教問題的態度有些類似於蘇加諾的綜合型民族主義，後者主張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伊斯蘭教徒的大聯合。
七、對阿拉伯人從早期的和平共處轉向後期的實力政策
與其他所有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不同，猶太複國主義的任務是在一塊由另一個民族居住的領土上建立國家，由此潛藏著民族衝突的危險。在早期，勞工黨派並未意識到阿拉伯人問題的重要性，認為猶太移民為阿拉伯人帶來了就業和利潤，雙方沒有矛盾。在20世紀20年代，本-古裏安曾經反對“把以色列地看做無人居住的地區”，主張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該地區享有同等的權利，甚至提出阿猶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在他們中間製造不和的富人。然而事實上，正是力主猶太人應當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工猶太複國主義招致了阿拉伯人的最大敵視（因為這使阿拉伯人失去土地，並且無法在猶太農莊就業），他們把這個旨在建立純粹的猶太社會的思想視為真正的威脅。
在1929年的阿拉伯人反猶暴動之後，本-古裏安改變了看法。他意識到了阿拉伯人不會允許猶太人成為多數，並且存在著“阿拉伯民族運動”。因此，馬帕伊采取了自衛政策，即增加移民、在猶太企業中全部使用猶太勞工、加強防衛組織哈加納。同時，馬帕伊也力圖與阿拉伯領袖建立聯係，以緩和雙方的關係。在其他黨派中，青年衛士和馬帕伊領袖之一、猶太代辦處政治部主任哈伊姆·阿爾洛索羅夫則主張“雙民族主義”，即阿猶兩大民族攜手合作，將巴勒斯坦建成兩大民族和平共處的二元化國家。這一主張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上難以實現。因為阿猶雙方都主張建立以本民族為主體的巴勒斯坦國家，相互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矛盾難以彌合。所以，以本-古裏安為首的馬帕伊領導決定以伊休夫實力的壯大來抵禦阿拉伯人的反對和英國的鉗製，這一立場占據了上風。
由於伊休夫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經濟組織和軍事力量，並有海外猶太人和東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在英國結束委任統治之後立即宣布成立以色列國，並成功地與軍事上居絕對優勢的阿拉伯聯盟軍隊相對抗。相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內部矛盾重重，組織不力，在1948年戰爭中未能利用阿拉伯國家的支持粉碎猶太國家，大批阿拉伯人隨即外逃，使猶太人輕而易舉地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占據了多數。1967年以後，以色列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戈蘭高地，成為它原希望避免的占領國，但這並沒有使以色列的政治製度失去其總體上的民主性。
綜上所述，勞工猶太複國主義在戰後亞非民族主義思潮中可稱是獨樹一幟。它是由一些來自西方國家、但發源於東方的移民在一塊由另一個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形成和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想，其崇尚民主、平等、社會主義、民族自決、世俗化、現代化和國家主義，在這些思想中折射著近代西方思想的內涵和古老東方文化的色彩。就政教關係而言，勞工猶太複國主義思想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宗教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宗教和政治的獨特結合”。在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態度上，勞工猶太複國主義尤其與眾不同。它沒有像一般民族主義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帝反殖，而是爭取他們對複國運動的支持，同時積極反抗他們可能的阻礙，把民族運動的著眼點放在移民和群眾運動的基礎之上。而且，勞工黨派進行了世界上罕見的社會主義試驗，但在建國後又毫不猶豫地展開了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進行價值觀念的重塑，表現出強烈的務實性和卓越的戰略眼光（這種務實精神同樣表現在對外政策及其他許多領域）。但是，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思潮，勞工猶太複國主義同樣存在著不足，這突出地表現在對阿拉伯人的某種民族沙文主義立場，因而它受到帝國主義的利用，最終加入了西方國家的陣營。盡管如此，與其他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相比，勞工猶太複國主義真正掌握了這一運動的實質，並采取了富有遠見的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說，沒有勞工猶太複國主義，就沒有以色列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