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所倡導的不是脫離曆史實際的空想、狂想、更不是一廂情願的猜測，而是符合曆史演進規律的合乎邏輯的、科學的“假定”，曆史研究也呼喚和需要這種“假定”。當然，這種“假定”必須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並同時建立在對曆史構成的矛盾運動，各種事變、社會勢力、人物，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演變發展過程和結局充分尊重的基礎之上。
二、能不能用現實生活裏的觀點看曆史問題
楊天石說：“現在有一種保守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是從現實生活裏麵得到某些觀念，然後用這種觀念去往曆史上靠。”胡繩武也說：“他們把曆史與現實聯係起來，……從方法論上講，這是從現實出發，得出一些感想，然後抓住曆史上的一些現象得出結論。這一方法與我們研究曆史的一般方法是不同的。……曆史研究不應提倡這樣的方法。”（《曆史研究要從史實出發》，沙健孫，龔書鐸編《走什麼路》第379頁）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能用當代人的發展眼光看曆史，隻能就曆史說曆史，但從事實情況看，無論哪個民族的曆史，它總是密切地關聯著社會的現在和未來——這是曆史的基本屬性。如果把曆史與現在和未來割裂開來加以研究，很難說研究曆史還有什麼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江澤民同誌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5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又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就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不忘曆史，研究曆史的本質意義在於和現實社會緊密地聯係起來，深刻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最終達到“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的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大年先生在其《方法論問題》（沙健孫，龔書鐸編《走什麼路》第3頁）一文中說：“方法論講指導思想，也講基本的研究方法。”“科學研究沒有思想理論指導，就會成為盲目的、原始的。”“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或理論，就是對前人取得的有關知識、認識的總結、提高，是對那些知識的理論化、係統化。”就是說，從哪裏去尋找合乎這個要求的方法論呢？隻能從現在的知識中去尋找。由此，他還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說：“整個《論語》除了孔子的一個學生名字叫‘商’，沒有‘商’字。把社會物質生活排除在認識社會曆史之外，這是孔子根本的弱點。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缺少唯物論，沒有經濟學思想”——這個觀點如果不是站在“現在”這個認識基點上，是看不到的，也不會得出這一結論。其實，人們認識曆史事件，看待曆史人物無不受“現在”的思想、觀點的影響，無不受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政治、理論需要的左右。譬如，對毛澤東和蔣介石兩個人物的評價和認識，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曆史學家的認識決不一樣。在這個前提下，曆史學家其實很難做到“浩然中立，隻講事實，隻重史實”，而不去管什麼指導思想，所以，標榜曆史研究是“真正科學的真實的曆史”，是“材料第一，在嚴格的史實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其實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說，用現在人的思想、方法和觀點去看待曆史分析曆史是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途徑。既沒有必要排斥，也沒有必要否定。譬如，對以往曆史的研究成果，看它是不是真的、準的、對的，其重要的檢驗標準之一，就是看它是不是“直到今天還站得住的東西”（劉大年語）。所以，“今天”既是“昨天”的延續，又是判定“昨天”對錯是非的尺子，離開“昨天”說“今天”，或是離開“今天”看“昨天”，都不是客觀的。譬如，我們現在講的改革開放，它與近現代史上的改革開放有沒有一定的聯係？怎樣去看待近現代史上的改革開放？用龔書鐸先生的話說，“這就涉及現代史上的一些曆史人物，包括奕訴、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等，都拉入到改革開放的視野中去考察，作出一些評價，當然跟過去的一些評價就不一樣了”。我認為，這種跟過去的評價的“不一樣”，恰恰是曆史研究所追求的。試想，如果我們的曆史，研究結果始終為了與前人保持一致，而不敢“不一樣”，那是沒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