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曆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這就在糾正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左”傾錯誤的同時，也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並幫助一些人解除了思想困惑。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貫徹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確保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形成了第二代領導集體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顧名思義，出席會議的必須是中共中央委員或者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然而，好幾位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名單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坐到了委員席上。他們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共9位。
這是在特殊曆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因為“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召開的，有許多幹部還來不及拂去蒙受的冤屈，還沒有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然而，如果要等到“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采取臨時措施，把他們9位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以便提請“十二大”對這一增補手續予以追認。
其實，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員，都曾擔任過重要職務。例如，黃克誠曾任第八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宋任窮曾任中共第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胡喬木曾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第八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同時，這次會議決定增選陳雲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拔最快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還隻是中共中央委員。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還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盡管對於陳雲來說，他早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56年的黨的“八大”上，便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這一次陳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
這5位副主席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
於是，中央形成了這樣的領導核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
實際上，鄧小平已經是“第一提琴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
這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十分相似：在遵義會議上，雖然隻是做出了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而且此後8年的中共中央總負責名義上一直是張聞天，而毛澤東是在1934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才被“推定”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是，從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最高領袖了。
所以才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同樣，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
因此可以說，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78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成為中共曆史上的轉折點，即以毛澤東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和以鄧小平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
後來，鄧小平對於第二代領導核心形成作了這樣的論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鄧小平所說的“關鍵地位”，其實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鄧小平是這樣論述兩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西北組的胡耀邦、蕭華、汪鋒、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組織人事調整提出了具體意見。
他們的意見在大會簡報上刊登之後，中南組、華北組也提出了關於調整組織人事方麵的意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出於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麵，提出“隻增不減”、“隻進不出”的原則，所以，仍讓汪東興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對他“不減”、“不出”。華國鋒也仍保持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
這種處理方法，也很像1935年的遵義會議。
在遵義會議上，犯了“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仍保持原職。在當時，雖然要求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領袖的呼聲甚高，而毛澤東隻是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也仍隻是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雖然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根據“隻增不減”、“隻進不出”的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決定，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了以陳雲為首的100人組成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立，是保障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貫徹執行的一個重要措施。
全會選舉鄧穎超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1978年12月25日，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會議。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領導層又一次作了若幹調整。
會議對4位新增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分工，作了這樣的決定：
陳雲主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安、檢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門。
鄧穎超主管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
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機械工業部。
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宣傳工作。
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許多中共中央委員的建議，決定重新設立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副秘書長，以協助中共中央領導人處理日常工作。
因此，會議任命：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胡喬木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姚依林原任商業部長，由金明接任。
會議還決定：
宋任窮任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免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
免去張平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不久又調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調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提請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後公布）。
調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馬文瑞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任命馮文彬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
任命楊德中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兼中央警衛師師長、黨委書記。
任命陳國棟為國務院財貿小組小組長兼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主任。
任命劉瀾濤為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
另外，會議還決定，汪東興不再兼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中警衛局局長，8341部隊政委，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央專案組組長等職。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稍後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有3人得到最明顯的提升，這便是陳雲、胡耀邦和胡喬木。
陳雲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四職。
胡耀邦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三職。
胡喬木身兼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三職。
本來，有人提議由胡喬木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也曾這麼建議。因為胡喬木過去曾多年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有著領導宣傳工作的豐富經驗。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是決定由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後來，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作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時，曾作這樣的說明：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同誌提議我不再兼組織部長，改做中央秘書長和中央宣傳部長。本來有的同誌提議喬木同誌當宣傳部長，他是最合適了。為什麼不是他呢？中央的同誌有過考慮。喬木同誌思想水平比較高，宣傳部的工作還有許多行政事務，如果要他來管宣傳部，勢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這就是浪費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長。我做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本不夠格，是趕著毛驢當馬騎，勉為其難。喬木同誌當中央副秘書長兼“毛辦”主任，汪東興同誌不再兼“毛辦”主任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中共高層領導核心所作的這一係列調整，才保證了全會的決策得以貫徹。
四、學習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