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其實何止五律？儒家也談“節用愛民”，“民為貴”，但一麵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相反，他熱愛勞動人民，也歡喜勞動，並甘心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思想，他是反對和親的，但並非無條件的反對。他說，“似聞讚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並責備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由。於時代、階級的限製，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愛國愛民密切結合的，所以蘇軾可以說杜甫“一飯未嚐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說“少陵有句皆憂國”。對此，我們必須作具體分析，把精華與糟粕區別開來。
二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這從以下各方麵都可看出來。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對人民的無限同情，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個特征。他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反映出各種類型的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正確地指出了勞動人民創造物質財富養活了剝削階級：“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並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封建社會中的黑暗：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撲棗的描寫，說出了窮人心坎裏的話：“不為困窮寧有此？”並進一步把“盜賊”的根源，歸咎於封建統治者本身的驕奢荒淫：“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飲》中，他還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那種天真淳補的優良品質。“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為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持此種態度，是極為可貴，富有進步意義的。也正因為詩人是這樣一副熱心腸，在杜甫筆下，我們才能看到如此眾多的人民形象。他對人民的同情竟達到如此高度：隻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他還是“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成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並寧願以“凍死”來換取廣大饑寒無告者的溫暖。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個特征。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同時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們能夠“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因此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熱忱。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的時候，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旦大亂初定，他又興奮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也可以這樣說，凡是有關國家命運的政治、軍事各方麵的重大事件，我們幾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詩中找到反映。杜甫從切身體會中感到，要抵抗敵人，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鬥。因此，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嚐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驌驦”，而是蘊含著一種急欲殺敵致果的報國心情在內的詩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三吏”“三別”，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並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詩，同時也是愛國詩篇。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並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愛國精神。“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號召。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默武，則誌在安邊；神京陸沉，則義嚴討賊。”（《杜詩注解》序）
是頗得要領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會懷著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個特征。他的諷刺麵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在《兵車行》中，他諷刺的矛頭直指封建最高統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窮兵黷武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宰相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在《麗人行》中卻譏諷他們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詠懷》中並把他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連係起來，和國家命運連係起來。他一方麵唱出“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另一麵他又一再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思、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隻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會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隻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鹹陽宮！”伴隨著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奸淫，《三絕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宮軍中！”當官吏的貪汙剝削有加無已，《歲晏行》）
就揭露：“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人，就難怪杜甫有時竟是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和凶手：“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萬姓瘡瘦合，群凶嗜欲肥。”
但階級的局限，使杜甫隻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忠告他的朋友們要作清官：“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麵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著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隻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
“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不住他的惱怒：“籲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丸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的。
詠物詩中，如《螢火》、《虎》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吳喬說“詩出於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並指出杜甫的為人，是“於黎民，無刻不關其念”（《圍爐詩話》卷四），這話很有見地，也是確實的。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詩和描寫山川風物的紀行詩，也同樣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祖國的江山竟成了詩人的肺腑。
三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確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確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