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元五年春季的某一天，京城長安未央宮北闕之前，突然一位頭戴黃帽的男子，乘坐插著黃錦的黃犢車出現在宮闕之前，自稱是“衛太子”前來求見。執掌吏民上書的公車司馬不敢有絲毫怠慢，急忙將“衛太子”重新現身的消息緊急報入宮中。
“衛太子”的出現，立刻在宮中引起了強烈的震撼。昭帝正是由於衛太子已死才得以登九五之尊，可是已死多年的前太子忽然複出，這是前所未有的奇事；況且巫蠱之禍爆發之時，昭帝尚在繈褓之中，對於那位異母兄長自然不可能留下什麼印象。至於如何處置這位前太子，則成為昭帝需要立即解決的棘手問題，於是立刻“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以斷定真假之後再作商議。此時，“衛太子”重新出現的消息已經廣泛地傳播開來，長安吏民數萬人紛紛趕至未央宮北闕圍觀，人頭攢動，群聲鼎沸。右將軍王莽唯恐局麵失控，急忙調集禁軍勒兵闕下，以防發生不測事件。可是，當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及中二千石等高官會集於北闕之時，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端坐於黃犢車中之人的容貌形狀簡直與衛太子毫無二致，以致在場的公卿大臣無不滿腹狐疑、噤若寒蟬，“丞相、禦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誰也不敢率先表態。就在眾人驚詫不已、束手無策之時，京兆尹雋不疑最後一個趕到北闕，立即叱令隨從的吏卒將“衛太子”收縛。有人勸解道：“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雋不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諧，此罪人也。”於是雋不疑力排眾議，將“衛太子”縛送詔獄審訊。
在廷尉的驗治刑訊之下，這位自稱“衛太子”者，招供是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姓成名方遂，居於湖縣，以卜筮為生。因一位故衛太子的賓客曾請他卜筮，驚歎其“狀貌甚似衛太子”。於是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因此詐稱“衛太子”，詣闕求見。為了進一步取得證據，廷尉又“逮召鄉裏識知者張宗祿等”前來辨認。最終，成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於長安東市。
在成方遂詐稱“衛太子”的一案中，一個基本的事實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同為一人，《漢書·戾太子傳》記為成方遂，而《昭帝紀》中則記作張延年，在其真實姓名尚未清楚的情況下就匆匆將其腰斬，無非是表明朝廷急於平息“衛太子”一案在朝野臣民中引起種種疑惑與猜忌，而對追查是何人冒充衛太子並不重視。至於雋不疑所雲輒絕蒯聵複歸衛國之事，見《春秋公羊傳》哀公三年：蒯聵是衛靈公的世子，因為得罪靈公被逐出衛國，改立其子輒為世子。靈公死後，輒繼位為衛君。蒯聵企圖在晉國的支持下複位，被輒力拒而未果。輒拒絕其父蒯聵複位理由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完全符合《春秋》之大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成方遂冒稱亡命在外的“衛太子”諧闕“幾以得富貴”，與流亡他國而企圖重新複位的衛世子蒯聵，除身份真假有別外，當有許多相似之處；雋不疑在尚未判斷“衛太子”身份真假的時候，就認定即使是真的衛太子也是“得罪先帝”的“罪人”，立即將其下獄，與蒯以衛靈公之命堅拒其父複位的做法更是如出一轍。正因如此，昭帝與大將軍霍光對雋不疑以《春秋》果斷處理“衛太子”一案的做法甚為欣賞，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褒揚雋不疑精通經術，善以《春秋》大義決斷疑案。雋不疑“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霍光甚至想女兒將嫁與雋不疑，在雋不疑固辭方才作罷。宣帝時，以斷案精明著稱的京兆尹趙廣漢對雋不疑也極為佩服，曾公開宣稱：“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實際上，以《春秋》之義決斷疑案，自武帝推崇儒學之後已漸成時尚。大儒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以《春秋》專斷淮南王劉安謀反案，就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出身獄吏之家、原本不通儒學的廷尉張湯，為了投合武帝“方鄉文學”的心態，每決大獄，必符會古義，“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雋不疑以經術決斷“衛太子案”，正是這種時尚的反映。其實，就是沒有“《春秋》是之”，“衛太子”一案也隻能如此處理，清人何焯對此說得非常透徹：“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術。”退一步講，既使這位“衛太子”的身份真的被一些大臣所認可，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等重臣恐怕也不會承認，更不可能“讓位”或與之分享權力與富貴。在政治利益與經義發生衝突之時，必然是拋開經義而服從現時政治的需要，何況在《春秋公羊傳》中還可以找到能夠作為“定大事”的依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