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符合中國曆史發展趨勢的過程，而以和親為形式的昭君文化恰恰適應與代表了這一進步趨勢。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傳頌，能被各族人民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典型除了王昭君之外，隻有唐代的文成公主。她們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偉大女性中的兩座豐碑。
和親政策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間、國家間解決矛盾的一種重要手段。有時是強者的恩賜與籠絡，有時是弱者的求和與屈從，有時是對等者的利益結盟，有時是敵對雙方的暫時平衡，處處體現著智與勇、忠與奸的角逐。
自晉以來，王昭君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紅顏薄命成了主題。無論是庾信的\"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還是沈佺期的\"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更有李白的\"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無不悲悲切切，棲棲惶惶，說不完的愁苦，道不盡的哀怨。他們除了痛斥\"驕虜\"和\"畫師\"之外，漢元帝也難以遁身，才有了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的詩句。總之，王昭君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場政治交易的犧牲品。到了當代，則有了這是封建時代重男輕女思想典型反映的批評。
（六）史遊編撰《急就》
識字教育是蒙學語文教育的起點，也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識字教育是讀寫訓練、作文訓練的基礎，也是蒙學初始階段語文教育內容的重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是古代蒙學教材的典範，它們以韻語、屬對的方式，開啟兒童心智，激發兒童的學習熱情，促使他們對漢字的初步認知。
蒙學是我國古代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小學。在啟蒙教育階段閱讀的各種讀本叫做蒙學教材，它是教育幼童學習必不可少的工具書。我國古代最著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的兒童啟蒙教材的識字教材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但是，我們可能還不知道，比《三字經》更早的還有一本書叫做的《急就篇》，可以說，《三字經》成書與《禮記》及《急就篇》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急就篇》成書於漢代，該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編寫這本的人名叫史遊，他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
在《急就篇》之前，用於兒童啟蒙識字的課本，最重要的約有六七種。有周宣王時的《史籀》和李斯所編的《倉頡》；在《急就篇》之後有《千字文》、《太史家教》、《蒙求》和《三字經》等。相傳《史籀》是周代教學童識字的課本，周宣王時太史所撰。到了戰國末年，由於文字的演變，此書已經不適應時代的需要。秦朝時，代之而起的是三本字書，一是丞相李斯所編的《倉頡》，二是中車府令趙高編的《爰曆》，三是太史令胡毋敬編的《博學》，篇幅分別為六至七章。
漢初，百廢待舉。在民間擔任蒙童教育的閭裏書師，為應付急需，將李斯等人編的三種課本進行融合加工，合為一書，六十字左右為一章，共約三千字，統稱為《倉頡篇》，也稱為《三蒼》。《三蒼》使用了近百年，漢武帝以後，隨著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勢的出現，新的識字課本也應運而生。這之中，有漢武帝時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的《凡將》，有史遊的《急就篇》，有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的《元尚》。《凡將》和《元尚》早就佚失了，沒有傳下來，隻有史遊的《急就篇》還算完整地保存至今，這說明它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這些書中的每一種都曾流行了數百以至上千年，在它們流行時都曾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影響深廣而持久。
這些被一些文人視為小兒科的蒙學課本，編撰起來並不容易，它們需要滿足三個方麵的要求：一是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觀和道德觀，符合他們的思想旨趣。二是盡量包容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字詞語彙，但又不能超出兒童所能理解接受的程度。三是文體風格既要簡潔明快，通俗淺顯，又要高言妙句，音韻天成，以便兒童觸目如畫，過目難忘，記憶深刻。可以說，《急就篇》比較好地滿足了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它出現於漢元帝時（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作者是一位宦官史遊。
《急就篇》的作者史遊，是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後漢書·宦者列傳》說史遊在弘恭、石顯之前“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是漢元帝所信任的宦者。史書記載，漢代的宦官有一些人非常善於書記，皇子幼年時的保傅兼啟蒙識字的老師，多選一些老成多識的宦官擔任，史遊很可能就是擔任過這樣的職務。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在皇帝的支持或授意下，結合長期教育幼童的經驗，編撰成了《急就篇》。
《急就篇》出現之後，很快在社會上廣泛傳布。從深宮到邊疆，從貴戚到百姓，都選用它作為啟蒙學習的教材。漢元帝時期到西漢滅亡隻有四十年，說明在古代交通條件下，《急就篇》從內地向邊境傳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考古發現，在敦煌漢簡中有《急就篇》完整的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兩章內容，這兩章都寫在截麵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木觚（有棱麵的牘）上，上端書寫章次，以下每麵書三句二十一字，三麵正好滿一章。也有隻書兩側麵的，底麵空著；兩個底麵複合，用繩一係，就是四麵都有字的“方”。這一發現，給我們提供了在簡牘書寫材料下，《急就篇》原本的形象。
此外，在漢代的墓磚上，也常常發現有《急就篇》的書寫片斷。清朝末年在河北易縣曾出土一漢代墓磚，上有工匠在製磚時任意畫寫的《急就篇》第一章，自篇首至“用日約少”凡24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在河北望都和無極等地發掘的漢墓磚上，常見有工人用墨書寫的《急就篇》文字，是用來給磚編號的。由此可見這本書在漢代社會下層流傳之廣。
東漢以後，《急就篇》繼續在社會上盛行。顧炎武《日知錄》專門辟有《急就篇》條（卷二十一），認為東漢魏晉之間，“鄉曲之徒，一介之士”莫不諷誦《急就篇》。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羅布泊附近發現五張六朝時期的寫本殘紙，上麵內容正是《急就篇》第一章的首五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