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貢禹看來，君主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才能為臣民垂範道德人格。他說：“我希望陛下能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輿車、衣服和日用器物的開支，可三分裁減其二。後宮可則賢者留下二十人，其餘的放她們回家。先帝陵園中的女子，凡沒有生養過孩子的，也全部遣放回家。宮廷用馬有幾十匹就可以了，多處的遊獵苑囿可隻留下長安城南一處，其餘複墾為田，給予貧民。”
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人治。他們相信，隻要統治者為人表率，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並且在這種權力之上，再沒有一種有效的可以約束的機製。儒家無法解決這一矛盾，隻能奢談“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徑直變成了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
幸好，漢元帝很樂意接受儒家先聖和賢師的教導，從道德上淨化自己，努力“溫恭少欲”，多行寬政。於是，他繼續頒布詔令：凡是皇帝很少臨幸的宮館亭台，一律不再撥款修繕；把宜春下苑交給貧民複墾；太仆寺削減禦用馬匹的數量，以節省糧食，減少牧放隸徒；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減少所豢養的食肉禽獸的數量；撤銷供皇帝娛樂的“角抵戲”的演出班子，罷置齊“三服官”的機構。
盡管元帝沒有完全采納貢禹的建議，但他確實從自身做起，努力節儉，賑濟貧民，這不能不說是明顯的“儒效”。可以看出，漢元帝的確有愛民之心。但是，僅僅依靠減少輿馬能節省多少開支？一個宜春下苑能使多少貧民得到土地？西漢後期出現大量土地並兼並，小民失業，出現流民百萬的情況，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單純依靠皇帝的善舉和個人修養的改善根本就不能消弭。
在元帝統治期間，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放棄了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使得中央集權受到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豪強大地主兼並土地之風日益盛行，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沒落。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為“盜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三）恩師被害
正當漢元帝被引導著向儒家理想主義的“王道政治”前進時，現實政治的人事糾葛卻攪得他心煩意亂。漢宣帝安排的輔政班子，不到一年就出現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為副手。但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每次退朝之後，他們總是被單獨留下來，談古今治亂，論天下政要。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中，蕭望之為了擴大自己在朝中的影響力，就引薦一些儒士到皇宮中任職，漢元帝對他言聽計從。
第一個進入他們圈子的是宗室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他是楚王劉交（劉邦小弟）的後代，聰慧有才，曾在石渠閣會議上講論穀梁《春秋》，後被拜為散騎、諫大夫。現在蕭望之推薦他“宗室忠直”和“明經有行”，於是劉更生到皇帝身邊，任“給事中”（中朝官）。
另外一個人是金敞。他出身於官僚世家，在漢元帝當太子時，他就任太子中庶子，隨從親近，現在也加入到中朝任“侍中”。
蕭望之和周堪、劉更生、金敞四人誌向相投，就在元帝身邊“同心謀議”。元帝對他們的建議多有采納，於是，蕭望之等人的影響越來越大，史高雖然官居高位，卻不得不成為一個屈居從屬地位的人員。久而久之，史高與蕭望之嫌隙日深。
蕭望之等人一方麵與外戚顯貴成對立之勢；另一方麵勸導皇帝恢複“古製”，從而又得罪了宦官集團。儒生們多麵受敵，終於導致自身的慘敗。
漢武帝建立中朝，更多地利用尚書這個辦事機構，並且用宦官擔任尚書，這就是中書。但漢武帝雄才大略，中書宦官不但在天子的牢牢控製下不得擅權，地位也不尊崇。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專製朝政，遂廢止“中書”，保留士大夫擔任的“尚書令”以為輔佐。漢宣帝親政後，為了奪回霍氏手中大權，複設中書機構，臣下上奏封事（密封的奏章），《漢書·霍光傳》記載“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這時，據《漢書·蕭望之傳》中記載說“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
漢元帝即位後，沿襲了這個體製。但與宣帝相比，由於他自身的政治低能，便給了宦官以竊取大權的機會。弘恭和石顯都是從小受腐刑進入宮廷，被宣帝選拔為中尚書。他們熟悉王朝的典章製度，又心眼靈活，精明強幹，能看人眼色，揣摩君主想法，深得皇帝心思。
漢元帝一當上皇帝，就身體多病，專心修養，不理政事。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貼身而又出入後宮無礙的宦官，最適合被委以重任。於是，弘恭和石顯權勢日盛，朝廷事無大小，都靠他們去向皇帝請示、傳達、裁定。他們狐假虎威，貴親傾朝，對不附和的人陷於罪法而懲處之，朝廷百官對之無不畏懼。漢元帝大權旁落，每日被哄騙得不知真情，反而以為宦官與外朝官僚之間沒有瓜葛，不會形成朋黨，會專心為主子皇帝辦事，是可以信任的人。
在外戚和儒生的矛盾衝突中，宦官弘恭和石顯站在了外戚史高這一邊。在議論朝政時，他們一唱一和，堅持按照元帝的老規矩辦事，反對蕭望之等人的複古主張。蕭望之決心發起反擊，以奪回中朝樞機重地。他向元帝建議說用宦官為中書不合古製，意思是向把弘恭和石顯調開，更換他們手下的儒士。沒有想到，這一建議激怒了弘恭和石顯，也激化了外戚宦官與儒生兩大集團之間的矛盾，使一向優柔不斷的漢元帝不知所措。當時，元帝初即位，還不能馬上變更祖宗之法，結果久議不決，不了了之。而宦官外戚則利用手中大權，把劉更生調出中朝，讓他去外朝擔任宗正一職。
蕭望之和周堪越發想要鞏固陣地，擴大對皇帝的影響力，於是不斷向朝廷推薦名儒學士擔任諫官。最終，蕭望之和周堪等人與宦官弘恭、石顯得矛盾越來越重。由於宦官弘恭、石顯則專擅朝政，導致蕭望之被陷害致死。
（四）西漢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該是褒多於貶，至少是褒貶參半。從曆史記載來看，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於\"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隻因好\"俗儒\"而功虧一簣。劉奭少而好儒，主張任用儒生。他認為漢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持刑太深。黃龍元年（前49年），漢宣帝卒，劉奭即位，次年改元初元。元帝溫文爾雅，出入恭儉。他先後以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儒生為相。這些儒生喜歡頌古非今，且優柔寡斷，不知所守。
1、多才藝，用儒生
早在元帝做太子時，他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其實，純任德教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製，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那麼，元帝為什麼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其實，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並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者的鬥爭。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隻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但是，儒家也有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種種表現。他們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係起來，還有人在治河上采取“循經法古”的方略，凡是古書上沒有記載的河道，就不能開辟，凡儒經上沒有記載的治河方法，就不能采用。到了成帝在位時期，幸虧有一位實幹的水利專家王延世，他不顧俗儒的幹擾，兩次治河立了大功，才使泛濫的黃河暫時得到治理。
在對外關係上，儒家一貫主張以德服人，反對武力征服。故當匈奴出現內亂時，有人認為趁機舉兵滅之，蕭望之則堅決反對。本來在對外關係方麵，不以實力為基礎，而空談仁義，純屬儒家的迂腐之論，但在元成之時，國力衰弱，對外采取收縮政策，而不窮兵黷武，使國家得到安寧，未嚐不是適時之論。
在元帝統治期間，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放棄了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中央集權受到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豪強大地主兼並土地之風日益盛行，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沒落。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為\"盜賊\"。為了結束百餘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爭局麵，漢元帝以宮人王昭君和親匈奴呼韓邪單於。初元元年，在車師地區設立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管理屯田和防務。建昭三年（前36年），漢打通西域道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西漢印花敷彩絳紅紗袍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2、偶幸\"家人子\"
五鳳元年（前57）正月，太子劉奭18歲，宣帝為他舉行了冠禮，這標誌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前54），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臨死前，她哽咽著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奭對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憤成疾，悶悶不樂，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門外。
宣帝聽說太子遷怒於眾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為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後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後左挑右選，找了五位\"家人子\"（無職號的低等宮女），排成一行，讓太子劉奭自擇中意之人。這時劉奭還沉湎於對司馬良娣的哀思悵想中，瞧也不瞧麵前這幾位姑娘，又不耐煩皇後的一再催促，隻想趕快應付了事，把手一揮，說：\"這裏邊有一個人還可以吧。\"這時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離太子最近，又穿著與別人不同的絳色袍服。王皇後以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這幸運兒送入太子宮。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於內殿。也許是皇太子多時未與女人接觸吧，現在偶然見到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不免觸動情欲，便一夜風流。沒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懷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孫。漢宣帝見帝國有了繼承人，喜出望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劉驁。驁者，千裏馬也。可見老皇帝對這個孫子寄予多麼大的厚望！從此，老皇帝常常把這個孫子帶在身邊，寸步不離。劉奭得遇王政君純屬偶然。但是，沒有偶然就沒有曆史，這一幕對王政君一家和西漢王朝都事關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