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接受釋家思想影響當也有征。《世說新語·文學》有這樣一段：“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事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道林對《莊子》的闡釋明顯具有釋家的意味與思維方式，這是為哲學史家所公認的。王羲之對這樣的闡釋，一改素日輕視的態度，立即披襟解帶，甚至是情不自禁地“留連不能已”！這樣的變化，不僅僅是因為支道林的文章辭采華茂，更重要的是他對以釋闡玄的新理由衷地欣喜，可能深中其內心，可以說支理與其內在的佛性玄理高度地契合。自此以後，王羲之與支道林過從甚密，經常一起遊處。《世說新語·文學》也有一則可貴的史料：“殷中軍（殷浩）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嚐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劉孝標注引《語林》：“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複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王羲之阻止支道林前往殷浩處，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認為殷浩對《小品》佛經既然有所不解，那肯定是相當艱難的問題，支道林雖然是高僧大德，精通三教，但是未必有把握解決這樣的疑難。其實支道林對《小品》特別精深，曾在瓦官寺講過《小品》，當時竺法深與孫綽都在聽，“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晰，辭氣俱爽。”（《世說新語·文學》）照常理支去解決疑難問題不會很大，但是佛經中的“空”與“色”的關係之理，相當深微，很難透辟地闡釋，王羲之阻止支道林前去，當亦明白這個問題的艱深。尤其是下麵一則材料，可以看出王羲之與佛教的關係非同尋常：“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遺滯慮，可謂盡矣，無以複加。漆園比之，殊誕漫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正同，但為形跡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法書要錄·右軍書記》）這是王羲之給一位信奉佛教的友人去信。他以為佛法為“勝理”，即比儒、道更為優勝之理，且認為“極”，因為佛教之“空”理在滌蕩人們的塵俗之念，汙濁之染，更勝道家，這樣的認識也是與學術界的共識相符的。道家的“有無”與“是非”之辨，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混同，即泯滅界限，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其關係問題。佛教的“色空”觀無論邏輯的嚴密還是思辨的玄妙，都勝過道家。所以，他認為精於佛理，就會看到《莊子》理論的不足，以為“誕漫如下言”。他以自己理解的道教教意與佛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隻是有些小的差異，自然表明了這位信奉道教的教徒對佛教的基本態度。他對於佛教“誠心終日，常在於此”，並旦旦而言：“足下試觀其終”！自己對佛教的虔敬之心早已昭然。這段文字雖然簡潔，還不很詳細，但是王羲之對佛教的深刻認識與虔誠信奉，已經非常清楚了。
第四，傾心藝術的書畫人生。王羲之的書法成就古今罕有其比。究其因，顯然與時代的風氣相關，更與他以藝術為生命的人生觀念和人格理想有關。他的書法風格顯示了人格完美時代的名士風度，我們可以從其書法思想中見出他的人格風範：充分凸現出書法藝術的主體性。略具體言之，有以下四端：
其一，書以意為核心。前人論書多述類物象形，注意書中之意也有，但較模糊。王羲之是第一個將“意”作為核心範疇提出來的人。他的以意論書貫穿於其創作論與鑒賞論。當然，他的“意”是一個含義相當豐富的概念，包括意趣、氣韻、風格、法則、技巧等。他非常重視創作主體的“意”在創作中的作用：“心意者將軍也”。（《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謂將軍，自然是作戰的統帥，書法創作中起統帥作用的，在他看來就是作者的“心意”。在文學上，這種觀點的產生要到詩歌的黃金時代唐朝。他還說：“大抵書須存意”，“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其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書論》）他正式地提出了意在筆先的創作觀，即在他看來，創作的過程中，分構思與寫作兩步，先構思成形（“結思成矣”），然後才進入正式寫作，而此際雖是一氣嗬成的渾然過程，但仍然需要主體“意”的統帥。可見，整個創作過程中，“意”是始終起著核心作用的。他在創作中的“意”不僅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主體心意，還包括主體對所寫內容的理解領悟，如寫《蘭亭集序》，那是仰觀蒼穹，俯視大地，穿越古往今來，參透人生三昧的妙文，而行雲流水般的風格，恰好與此相映並輝。孫過庭曾說他：“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書譜》）真是羲之知音！王羲之品評書也是以意為核心。他在《與謝安書》說：“複與君，斯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另兩則《雜帖》說：“君學書有意，今相與草書一卷。”“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複與卿。”特別是《與友人書》：“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仆書次之。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顯而易見，王羲之觀書，首要在“意”，不僅整幅作品，整個字，連點畫都得有意。實際上，沒有內涵的書法作品，像人隻有軀殼而成行屍走肉一般，那是沒有生命的，沒有靈魂的，沒有精神的“死字”，不是藝術。他的思想顯然有玄學的“言不盡意”論影響，有東晉人物品藻重神韻的影子，但最重要的還是他自己深湛的修養和近乎完美的人格所致，而這種思想本身又充分地體現了書法的抒情寫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