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人求通人誌士。這是對書法主體的要求。在此之前，尚無人對主體提出如此要求，這是王羲之高明之處，已發書如其人的先聲。書法是主體性極強的藝術，主體自身的品格修為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書法的品位。鍾繇、衛夫人等先賢早已注意及此，但隻是提到“非凡庸”之類的模糊不確定的主體要求。王羲之很明確地說：“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誌士，學無及之。”（《書論》）雖然他還沒有對“通人誌士”作出具體的闡述，但聯係他的書法實踐和其他論述，可以知其大概。他的“通人誌士”首先與“意”有關，要求主體具有很高的思想品德水準。他是風流名士，但反對虛談廢務，主張勤於政務，表現出士人的社會責任感。他敢於直言進諫，不怕得罪時俗，體現了士人的偉岸品格。他能為官且為好官，但他卻不願做官，因為官場的腐敗汙濁會玷汙他的清白。這些都是為人之本，而根本不是可以通過學習得來的，這大概就是他的“學無及之”吧！所以後人說他：“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董逌《廣川書跋》）自然，這並不是說明他不重視積學與沉思，更不是表現他反對學問修養和思想修養。恰恰相反，他是很重視學習和探究的。前已述及，王羲之是修養很全麵的，藝術的各個門類，除雕塑非其所長外，他精通其他各類藝術，廣學各位前人之長，多方從學，轉益多師，而且儒道釋各家兼通，深究天人之際，觀通古今之變，單單一篇《蘭亭集序》足以讓我們深明其學識胸襟。還是周必大說得透徹：“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骨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周必大論書》）顯然，王羲之所謂“通人誌士”是對書法主體提出的極高至難的要求，他不僅要求書寫者具有崇高的品格，高尚的情操等很高的非智力性條件，還要廣學深究至於全通無礙，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其三，係統全麵的創作論。綜觀王羲之的書法理論，可以說他是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麵係統的書法創作理論者。對於創作，漢末至西晉，多有人注意。不過，大多在一體一技。王羲之頗有創造性地全麵考察了書法的創作問題，提出了相當成熟的係統的創作論。他的《筆勢論》共十二章：創臨、啟心、視形、說點、處戈、健壯、教悟、觀形、開要、節製、察論、譬成，全麵地論述了學習臨摹的有關問題，有技巧性的，也有關悟性的，有枝節問題，也有全局問題，有規矩，也有變化。再如《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揚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書寫工具及書寫的各種行為都有名稱，都有安置。此文還分別論述了真書、行書、草書的各自不同寫法；論述了寫作中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和主體應注意的問題。特別是創作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無論大小，王羲之在許多書論中作了詳盡的論述，此處不作多引，僅舉一例：“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至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烏’之腳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裹，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書論》）真是細致入微，思慮周詳，真切到位。王羲之對書法創作，作了相當全麵係統的考察推究，其創作論至大又至微，既有宏觀的把握，又有微觀的剖析，涉及各體的個別特征和總體的一般特征，有對創作過程的精到論述，也有對工具，對特殊問題的處理。可以這樣說，正因為王羲之對有關創作的諸多問題都作了獨特的探討，有著獨特的見解，所以他的創作既是創作瞬間的靈性爆發，也是長期理性思考的實踐。
其四，眾法的精熟妙用。王羲之對至他那時為止的書法成就都加以吸收，達到了精熟各體，妙用諸法的境界。張懷瓘說他：“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纖濃折衷，乃愧其精熟；提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亦猶鍾鼓雲乎，《雅》《頌》得所。”（《書斷》）由於他自己有這樣的成功實踐，因此他對技法在創作中的運用，非常重視，並有獨到的見地。在這方麵，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依次為先精熟各體，將諸體的特征及技法要點，熟練掌握，運用自如。他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分別具體論述了真書、行書、草書諸體的不同寫法，在《筆勢論》中羅列各種技法，都是屬於分點剖析，精熟諸體。這是基礎，所以他要諄諄教導獻之等：“章有指歸，定其楷模，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此便宜……辨其所由，堪愈膏肓之疾。”（《筆勢論》）如果沒有這個堅實的基礎，自己的創作，就難免“膏肓之疾”。有了這個基礎，在創作中就要雜用諸體眾法，成一家之法。他說：“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其草書，亦複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各種書體的寫法綜合運用於一次、一體之中，自然會發揮各種寫法的優長於一體，糅合眾法，終於推陳出新，別創天地，發揮到極致就是：“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鉤；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細如針芒……”（《書論》）他的《十七帖》變章草為今草，有的字橫畫起筆圓潤似篆書，結筆雁尾又似隸書，尤其是其中的“廿六年於今”的“於”字，篆書與古隸的意味很濃，真是數體融於一紙。如此則無怪乎會千變萬化，字字有別，幅幅相異，鬼斧神工了。這種將不同字體、不同書勢、不同章法糅合一體，隨心所欲，得心應手，就是“書聖”的風度！還是李世民說得到位：“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晉書》本傳）其書法的盡善盡美，實在是因人格理想及其實踐的盡善盡美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