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重才而輕識是陸機思想意識中一個自身存在的問題。他的《文賦》就有突出才氣而輕視識見的特點。他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明代徐禎卿批評道：“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雲知之非難哉！”張少康先生說：“如果‘知’之不深，那麼也很難真正做到‘能’。……這也是《文賦》的弱點所在。陸機在《文賦》中講具體構思多，講技巧多，而講文章內容的深度，講創作中對現實生活和客觀事物的認識和分析，都比較少。”顯然，他負才而短見淵源有自，並非偶然。
對陸機的負才而暗識的性格特征，唐太宗李世民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晉書·陸機傳》的《讚》中總結說：“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辟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負高才而暗於識務，導致進退失據，行為盲目。
其四，剛烈而扭曲。陸機的性格相當剛烈。《世說新語·賞譽》篇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顯然，兄弟二人性格懸殊。言陸雲“文弱可愛”，可見其溫和柔順。雖然沒直接說陸機剛烈可怕，但不僅對比中稍透微旨，從描述其身之高，其聲之洪，其言之剛，他對陸機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極其鮮明地表達出來了。此處劉孝標作注時引《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看來兄弟倆性格確實形成鮮明對比。陸機讓鄉黨害怕，可以想見其剛烈的程度。再如《世說新語·方正》篇說：“盧誌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以當時實際言，應該說陸機的判斷或許比陸雲更有道理，但是兩人的性格之別顯見。陸雲作如是想，從心理角度看，可見其以善度人，也以善交人，寧虧不爭。而陸機以惡意度人，雖判斷準確，回應也速，隻見其才，不見其智。後來盧誌以其北方大族的力量報複陸機兄弟，顯見其嚴重後果。他的剛烈在書法上也有所表現。現存可信的最古的名帖真跡就是陸機的《平複帖》，今人劉濤品曰：“筆鋒已經分叉，但鋒棱仍然可見，即使圓曲的筆畫，也很有力感。”近人傅增湘評曰：“筆力堅勁倔強，如萬歲枯藤”。那種鋒棱突出，力度強勁之風，正是他性格的體現。
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晉書》本傳），他的剛烈早期應該有儒家的正直品格。但是隨著入洛之後的“旅程”發展，他的剛烈被現實所扭曲了。他在華亭苦讀十年就文章冠世，名滿天下，可以想見他在此期間專心於紙劄的功夫，也可推知期間他可能與世懸隔，所以剛入洛難免不明世事，對西晉複雜險惡的政治形勢估計不足。因此一得到張華等人的誇譽並受到後黨楊俊的青睞，就委身於彼。但是楊氏敗亡，他又馬上交好楊氏的敵黨賈謐，這就與他的正直品格不相諧了。雖然可能關係並不親近，但是成為“二十四友”之一，畢竟不是所有想要交好賈謐者都可以的。尤其讓人不太能理解的是，趙王倫除掉賈謐，陸機竟然是積極參與之人。這種前後行為相悖之事，明顯已經失卻正直之氣。趙王倫篡位，他或許有疏離之心，但是趙王被殺之後，他又積極參與滅倫之黨成都王的事務，並被委以重任。陸機在洛陽的行為，幾經變化，在幾個敵對的陣營裏麵轉來變去，何正直忠烈可言？他的這種反複無常，當然有其複雜而微妙的緣由，但是剛烈的性格，正直的品格完全扭曲應當是其實際寫照。
他的扭曲還表現在許多理性思考與實際行為不可思議的嚴重矛盾之中。例如《演連珠》說：“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似乎他很清楚應該虛懷待人接物，而事實上他常常負氣傲物。他在《又赴洛道中》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好像他對世事的複雜，自己旅程的艱難有所準備。但是到洛陽後的許多輕率舉動，足以見其根本不顧實際的政治情勢，一味競躁冒進。
他還表現出寧可信己之錯，不能從人之智的執拗。陸機生命旅程中，有幾次可以挽回的機會，但是他都沒有抓住。例如趙王倫敗亡之後，他獲罪被貶。遇赦時，江東好友顧榮等勸其回鄉，若能聽取，則可以從政治旋渦中脫身，但是他不接受；接受大都督時，鄉人孫惠勸他把大都督讓給王粹，他又不從；宦官孟玖弟孟超不聽將令，且縱兵大掠，司馬孫拯建議殺超以樹威立紀，陸機不能用，不僅助長其威風，而且成為後來誣告的要犯。這些機會隻要陸機能聽取才能遠“不如”自己者的意見，情勢當大為不同。但是陸機自恃才能過人，又功名心念強烈，濃重的主觀意識蒙蔽了他的理智，使他在生命攸關之處常常作出錯誤的判斷，對別人的勸告置若罔聞，一任自己臆斷行事。
陸機的悲劇，從大背景來說，自然主因是社會因素。但是，就其個別性說，他的個性也是重要原因，或曰是他的個性與當時社會特征的尖銳矛盾造成了他的人格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