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阮籍的大人先生人格形象不具有現實實踐意義，雖然這個形象來源於盛行於魏晉之際的玄學人生觀裏的逍遙遊，但是與其前輩相比，已經融入了新的時代內容。大人先生對尚有世情之牽的薪者的批評，顯然有針對正始年間討論過的“聖人有情還是無情”的意思在；對君子的批評，不僅有更深刻的曆史眼光，而且對偽君子的心形相悖、言與行反、專製殘酷的特點，明顯是對現實有所指的；而對隱士的批評，應該說有著探索新的隱居方式的時代意義，這在先秦與兩漢都沒有人去認真探討這樣的課題。
從上述可以看到，阮籍的一生客觀上處於風雲變幻的時代之中，而他自己在保持自己獨立人格方麵也一直處於痛苦的探索與調節之中。從君子人格、隱士人格、薪者人格到最後的大人人格，他“與時俱進”，努力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中，在保持氣節與獨立人格的前提下，尋找能適合於現實又符合於自己理念的人格模式。“大人先生”人格的出爐似乎表明他成功了，其實這個人格的非現實性恰恰證明他失敗了，因為他最終隻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一旦回到現實，他隻能以酒作引子，再趕緊把自己拉回到虛無縹緲的純粹的精神世界裏去！
阮籍一生都處於激烈的矛盾衝突之中，史書上記載他有獨自出遊而毫不擇路，常常至無路處痛哭而返等等心理焦慮的極端行為表現。研究者一般都以為此乃阮籍理想與現實矛盾表現。其實，更進一步看阮籍的矛盾，就會發現其深刻性在於，這種矛盾不僅表現在阮籍的理想與現實之間，還充滿在他以前的理想與現在的理想，理性的現實行為與情感性實際行為之間也存在深刻矛盾；原先的人格範型與修改調整後的人格範型之間也存在嚴重的矛盾，就是不斷調整還是難以找到具有可行性的人格模式，因此阮籍的行為存在時時可能出現的危機，而任何一次失誤都會帶來殺身滅族的結果！而他那時真的不能輕言生死，也不能輕易地喪失名節。在各種不同的外部力量與內部多種不同的人格力量牽引絞索之後，呈現在世人麵前，書寫在曆史上的阮籍，就成了現在的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扭曲與變形的阮籍。他的扭曲與身心相違比較突出地表現在與司馬氏的關係和對待名教的態度上。他決不願意與司馬氏合作，因此司馬昭派人來做媒要娶阮籍女兒做司馬炎的媳婦，他連續大醉六十餘日，媒人最終無法啟齒；但是他經常自動去司馬府上走走，還主動向司馬昭推薦人才。遇到棘手的問題，尤其是對當朝人的評論等現實問題，他都是出言玄遠，讓人摸不著頭腦；但是在司馬昭要“九賜文”“勸進表”的時候，即使喝醉了，還是及時寫出，且無須改竄。他似乎不想靠近司馬昭，但是又怕距離太遠；不願與司馬昭站在一起，又不能站到對立麵去。對名教也是如此，他信奉儒學，尊奉君子之道；但是由於司馬氏的褻瀆名教，他厭惡虛偽的束縛別人的假名教。他有意地毀棄禮教，嫂子省親他去道別，有意違反叔嫂不通問的基本禮節，守喪期間飲酒吃肉；但是母親死後，他吐血、形銷骨立，極度悲傷。他的身與心、神與行都處在背反的狀態之中。心慕儒節而行為放誕；信守孝道卻毀壞禮教；存濟世之誌而形疏狂之態；神遊萬仞而謹言慎行（人評曰至慎）……可謂儒道雙修，正反共存，心與形背反，內心也正負激烈衝突，然而又缺乏和諧的時機與條件。
總之，阮籍年長於嵇康，成長過程遭受的苦難和困頓遠甚於嵇康，受到儒家的影響也深於嵇康，受到的精神煎熬遠過於嵇康，矛盾衝突的痛苦體驗之深度與強度也遠過於嵇康，因此阮籍的精神經曆比嵇康更豐富，性格的正直與剛烈程度遜於嵇康，行為的變形比嵇康嚴重，心靈的扭曲程度也遠甚於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