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自己準備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那就是心隱而形不隱。阮籍在正始以後，幾乎連續地在司馬氏幕中任職，但是又幾乎什麼都沒為，這種新穎的隱居方式叫做“朝隱”。他做步兵校尉，整天與人飲酒，從無實事；他先後任過多種官職，並沒有“政績”可錄；曆史留下的主要記錄，還是阮籍狂飲爛醉。身在其職而不務其事，這就是阮籍的新隱居方式，或者說是他的新隱士觀。這種隱居方式，既避免了禽生獸死的戕害生命，也防止了與汙穢社會緊密接觸而被汙染，特別是回避了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等嚴重影響名節的事情發生，似乎真的保持了人格的獨立與品格的潔淨。這種被後人詬病的“放誕”行為，對後代，尤其是對西晉的名士影響極大。
其三意欲為采薪者，情勢不容采薪者。在研究阮籍時有一個微妙的現象被許多研究者忽略了，那就是阮籍在正元年間及其以後有一段欲有所作為而待機的時期。嘉平六年（254），司馬師誅夏侯玄、李豐等人，皆夷三族，廢曹芳為齊王，立曹髦為帝。這件事不容忽視。根據後代對陳壽《三國誌》作的許多補注可知，立曹髦為帝是經曆了相當曲折的過程的，司馬師、朝廷眾臣、皇室各有打算，最終因太後的堅持才得以立曹髦。此時曹髦雖年僅十四歲，但已經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才學。從眾臣迎駕，曹髦自封地至都踐位的過程就可見出他不是浮誇無知之輩，以致司馬師暗暗吃驚，問鍾會：“上何如主也？”鍾會說：“才同陳思，武類太祖。”（裴鬆之《三國誌注》曹髦本傳引《魏氏春秋》）其本傳還記載了曹髦至太學與諸儒講《易》《尚書》等儒家經典，多次討論開國之君與守成之主誰優誰劣，孰艱孰易等很重要也很敏感的問題。曹髦為帝後確有不少德政，一時令朝廷上下刮目相看。再說，此時的司馬氏雖控製著局勢，大權在握，但是人心的向背還很難說，不服乃至反對的力量也是不小的，文的方麵可以從司馬氏的大肆殺戮可見，武的方麵也可從後來的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諸葛誕等手握重兵的將領舉兵反司馬氏可知。另外，吳、蜀還在，北方少數民族正在崛起。如此等等的複雜情勢，鹿死誰手還難以斷定。他懷抱利器，審察時勢，欲等待時機而有所作為，這不是不可能的。《晉書》本傳：“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這個極其微妙的情況，一則可以得知阮籍是司馬氏與曹氏都要極力爭取的對象；二則本傳沒有阮籍推辭的記錄，與曹爽和蔣濟征聘不同，也可窺阮籍對他們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此，高貴鄉公在任期間，阮籍采取觀望局勢，暗存伺機而動之心，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其《詠懷詩》也有這樣的表述：“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雲鶴，抗誌揚哀聲。一飛衝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鶉遊，連翩戲中庭。”（其二十一）其高誌激情，待機而奮之狀，呼之欲出。“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其三十四）像龍蛇一般潛伏，其目的隻是為了存身待機，一旦時機來臨，興風布雨，大顯身手。還有：“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侖西，何時複回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其七十九）作者以鳳凰自喻，氣度不凡，然而商風驟起，時勢不利，隻得飛往他處，但“回翔”之誌仍在！阮籍的《詠懷詩》其三十九盛讚臨危不懼、效命疆場的忠義，包括清代的陳祚明、曾國藩等很多人都以為阮籍是在歌詠王淩、諸葛誕、毋丘儉等反司馬氏的將領，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實際的政治形勢發展粉碎了他的夢想。各地的反抗，都被司馬氏兄弟先後鎮壓，文人在朝內的反對也很快被挫敗，高貴鄉公實際沒有能整合親曹力量，眼睜睜地看著反司馬氏的各股力量一個一個被消滅，自己最終孤注一擲，自然枉送性命，曹馬之爭已經沒有懸念。他隻好自嘲，當然也是借大人先生來說的：“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在大人先生看來，薪者雖然品行節操無虧，但是他對現實世界還存有絲絲情愫，沒有達到後來佛家所言的“六根清淨”的完美境界，還有世俗的遺痕。從理論上說，完美的人格確實隻能是在觀念形態上存在的，任何現實的具體的人格都難免沾染塵世氣息，所以大人先生是有道理的。
其四神欲為大人，現實沒有行世的大人。阮籍已經將自己的人格範型一再調整，但是還不能達到既合乎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理想，又不能適合現實社會的需要。在這樣的情形下，阮籍大膽地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格形象：大人先生！這個“大人先生”具有怎樣的特征呢？“他”是無形無質的。從阮籍的描述看，他的大人先生是脫略形跡，變幻莫測的。先生自述道：“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與造物並體，其形自然無法把握，與道家的最高範疇“道”俱成，當然也無法見其具體的形狀，而“變化散聚，不常其形”更是似有非有，時有時無，並無穩定的形態。又有描述道：“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向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這個大人或曰至人，是世間之人不能了解其形體，看不見其情狀，無法知曉其來龍去脈，更不知其所能顯現的功能的異世之人。阮籍這樣來設定自己理想人格的特征，其實無非是與世人反其道而行之。世人一般喜歡穩定乃至固定，永葆青春以至於長生不死；生活節律穩定，既符合生理又容易把握；社會按照比較固定的秩序運行，不思不變而安然。如這樣無形無質，當然就無規律無禮法，隨心所欲，行其想行，為所欲為，自己處於完全自由的狀態。這樣的人格既是他蔑視禮法，行為放誕的理論“根據”，也是他對現實禮教製定者以名教束縛大眾而自己為所欲為現象的否定與抨擊。“他”還是無時無地的。與無形無質相聯係，大人先生不受任何時空的限製，可以無時不在，無處不至。作者一開始就陳述其人道：“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顯然是個“無始者”。“人且皆死我獨生。”“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顯然也是個“無終者”這樣一個無始無終的大人先生，先萬物而生，與自然而同壽，在時間上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之匹敵同列。同時“其視堯、舜之事，若手中耳。以萬裏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太始之和風，漂逍遙以遠逌，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浮霧淩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輕。”“奮乎太極之東，遊乎昆侖之西，遺轡隤策，流盻乎唐、虞之都。……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製物以永居。”這位先生不僅來去自由，毫無阻隔，而且所遊簡直無邊無際，今日的“整個宇宙”恐怕也難限製其行跡。從大人先生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阮籍的理想：那就是絕對的自由！生命是無限的，活動空間也是無限的，世界上已經沒有可以限製他自由的任何法寶了。這種絕對的自由自在，正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夢想，但是生活在塵世的人，沒有時間去幻想，更明白不必去浪費精神，而阮籍這個在職的官員，他不想作為，也不能作為，卻在精神世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沒有任何拘限的唯我獨尊的人格形象。由於大人先生沒有具體可見可據的形態，不受客觀規律和時空的約束，因此，“他”必然地具有神性的特征。也就是說，“他”是與世俗完全無關的，超世絕塵的。請看：“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鑒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無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縱？”這是一個超越儒家、道家，超越塵世凡人，也超越道士仙姝的人格形象，非常強烈地帶著神性色彩。這樣的人格形象顯然不是現實所能有的，自然也隻能存在於觀念形態和他自己的想象之中。這樣的形象，正是阮籍在時代不斷變化中，最終所能設計的人格，雖然不具有現實性，但是具有精神自我安慰的特點和功能。反過來說，這樣的特征正是說明了，在那個時代，任何正直的知識分子都已經沒有具有可行性的人格範型。究其現實表現，我們隻能從其毀禮放誕的行為中得到些暗示：麵對司馬昭箕踞；母喪期間飲酒吃肉；與嫂子道別；去毫無關係的鄰家吊唁死去的美少女等等。這些“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大人先生傳》）的驚世駭俗的行為，不正是大人先生的超世絕俗的最好表現嗎？“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這句話就是阮籍的“大人先生”最好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