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七人與曹馬的關係也不盡相同。嵇康幾乎天然地與曹氏難脫幹係。嵇康的家鄉與曹操相近，他家的“發達”也與曹操的崛起相連。他的妻子也是曹操的後代（是其孫女或玄孫女），甚至與何晏也因為妻子關係成為親戚。阮籍雖然與曹氏沒有直接的緊密關係，但是他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在曹氏核心待過一段時間，與曹丕他們關係也不錯，他死後曹丕還寫了《寡婦賦》表達同情其妻兒，並要求王粲等也作同題之賦。阮家也有不少人在曹氏天下為官，應該說與曹氏有一定的關聯。王戎的家族，曆代顯宦，因此無論漢魏晉，都無所謂。山濤出身寒微，其父僅為縣令，與曹氏關係一般，但是與司馬氏卻有不遠的親戚關係，因此相對來說近馬。向秀與劉伶則與曹馬都無特別關係。顯然，七賢中嵇康與阮籍多少在情感上與曹氏關聯多些，而山濤與司馬氏更近些。
七賢的分化，其根本原因是他們人格的相異，他們對後代產生的影響也因此而不同。以“七賢”中最主要的三個人來說，阮籍與嵇康都是世代“服膺儒術”之家，因此其思想與行為的根本點在於儒家。阮籍的《樂論》《通易論》《孔子啣》等文章很明顯地傾向於儒家思想，他的形在官而質放達，顯然也有亂世潛神的儒家遺意。嵇康現存詩文雖無鮮明的儒家思想表述，甚至還有激烈的相反言辭，所謂的“非湯武而薄周孔”，但正如魯迅所說：“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所以就嵇康人格的底蘊說基點還是在儒家。特別是易代之際，偽君子之多士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而嵇康與阮籍還是挺認真，轉不過彎來，堅守氣節，在世人看來難免要怪其迂腐。山濤是七賢中年齒最高的，他對社會的認識最深刻，也最冷靜，對現實的感受也最深切。他不一定有係統的玄學或者儒家思想，但是他注重實際，表現出的思想與行為比較隱晦，常人難明其底。從他一生的形跡看，主要在於追名逐利，把榮登三公作為奮鬥目標，那是庸俗化的儒家思想；他與世俯仰，和光同塵，也是庸俗化的老子思想。在玄學方麵，嵇康與阮籍可以說是由老而至於莊，後來更多的追求精神自由，努力從現實生活中跳出來，所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兄秀才公穆贈詩十九首》其十五）而山濤基本上遵循現實生活的原則，雖然其思想深處不無老子之道，但他更重視實際，即使是老子思想，他也不會將其用之於空談。再以三人的才能特點來說，阮籍與嵇康更多藝術氣質，都是彈琴論樂的高手，而山濤並無這方麵的記錄，因此嵇、阮多意氣用事，師心使氣，雖然有很高的涵養，但遇到“原則問題”決不含糊，山濤則始終冷靜處世，現實的利益就是其原則，隨遇而安，隨機應變就是其技巧與方法，不可能有固定的準則。嵇康與阮籍的思想與行為準則既然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自然他們就一激而狂而誕，成為與世俗對立的人格，山濤唯現實利害為準，一切服從世俗需要，以保護自身利益而喪失自我人格為旨歸。王戎接近於山濤，阮鹹、劉伶近於阮籍，向秀比較接近於嵇康，但沒有嵇康的激烈行為。嵇康的人格最受人景仰而沒有人敢效法。
他們對後代的影響也如此。山濤、王戎本人由魏入晉，開創一代追名逐利、和光同塵、屍位素餐的士風，兩晉多有其人；阮籍是放誕之模範，兩晉亦多放誕名士，毀禮棄俗，飲酒無度；嵇康的人格最受尊崇，仿其吃藥者不少，能與他一樣頂天立地者隻有精神上的同道，卻沒有行為上的同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