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縣）人。山陽王氏是世家大族。從漢末到曹魏，這個家族名人輩出，在漢末黨人、建安名士和正始名士中都有領袖人物。這個家族第一個著錄青史的顯要人物是王龔，他最後官至太尉，漢末享譽天下的名士陳蕃與黃憲，都是王龔任汝南太守開始任用而後馳名士林的。他打擊宦官，深受士人愛戴，他的兒子王暢與陳蕃等都是黨人領袖，是著名的“八俊”之一，同為山陽高平人的“荊州學派”開創者劉表還曾在王暢門下求過學。王暢的兒子王謙曾被何晏的祖父大將軍何進辟為長史。王謙的兒子王粲則是“建安七子”之一。王弼的父親是王業，祖父是王凱，王粲的族兄。王粲的兩個兒子都在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諷謀反案中參與其事，都被曹丕誅殺。曹丕後來命王業過繼給王粲。這樣，王弼也就成了王粲的孫子。
上麵的簡述說明，王弼的家庭文化背景非常優越，主要有這樣幾點：第一，王弼的家族自東漢末年開始，代代都有名士，領時代風氣是他家族的傳統。王龔不僅為官至三公的司空（太尉），而且是與宦官鬥爭的猛將，深受士林愛戴，他所看重並加以提拔的陳蕃與黃憲都是漢末名士中的佼佼者。陳蕃為黨人名士中的最高等級的“三君”之一，被人稱為“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誌。”（《世說新語·德行》）他兒子王暢也是名士領袖，是“八俊”之一，當時太學生的清議歌謠說：“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其祖父王粲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王粲還很受漢末最傑出的文學家、音樂家、思想家蔡邕的高度賞識：“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屐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三國誌·王粲傳》）蔡邕如此看重王粲，自然與其祖父王暢有關，但是這樣的殊譽，也與王粲的天生才氣有很大關係。而這次他不僅得到了可以滋養的萬卷圖書，而且蔡邕的賞識使王粲很快馳譽士林，也表明了王粲的氣質與才華都是當時天下領先的。王氏家族還深受當時學術重鎮“荊州學派”的滋養與熏陶，王凱與王粲都是在董卓脅迫漢帝至長安後前往荊州的，在劉表的轄區，在當時唯一的安定之地、大力開展學術活動的地方，他們本與劉表有同鄉之誼，劉表又是王暢的門生，他們又是才俊之士，因此獲益匪淺是自然之事。“荊州學派”是曆史上革新漢代經學的起始，培養了漢末魏初的許多著名政治家與學者。這樣的家族文化學術背景，難有匹敵的濃厚文化積累的家族，尤其是勇於創風氣之先的傳統，應該是少年天才王弼產生的土壤。
王弼的出現更有時代的與社會的大背景。魏正始年間，從曆史發展角度看，與建安時代比較，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學術的開展有了更好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曹芳年幼，執政者曹爽年輕，不像曹丕與曹叡那樣排斥新潮。在漢末至魏初的幾十年間，人流遷徙很大，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相處、交流的機會增多，活躍了人們的思想。而正始初年何晏他們大煽玄風時候，正是王弼從少年逐漸成長的時期，這樣一個破舊立新的時代，對王弼的思維模式與思想方法都會有極大影響，以至於產生出連他的先輩都吃驚的思想成果來。他自身的天縱之才，恰遇思想界的活水澆灌滋潤，這就是奇跡產生的根本。王弼的人格也主要表現在玄學方麵。
一、勇於創新的大學者。王弼初出茅廬，年齒尚幼，而玄學已經在社會流播，經學更是已有幾百年的曆史了。但是具有深厚學術根基和特異才能的王弼卻毫無畏懼，勇猛地在玄學天地裏馳騁。他解決了儒道可以相通甚至可以並列的理論難題。正始年間，儒家與道家的相通相融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但是幾百年經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慣性勢力與意識沉屙難以根除，除非能找到儒道能相通甚至基本並舉的理論依據，而已經成名的何晏、夏侯玄、裴徽等先賢都因此問題而舉步維艱。裴徽問王弼：“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這確實是個難題。以老子思想，“無”是最接近於其最高範疇“道”的一個概念，因此非常重要，也是經常出現在《道德經》中，可是儒家孔子卻沒有這樣的範疇，也沒有這樣的論說。這樣一個關乎儒道根本區別的問題，學術界一籌莫展。年僅17歲的王弼舉重若輕地解決了這個困擾許多學人的難題：“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世說新語·文學》）在王弼看來，儒家聖人與道家老子、莊子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雖然其表現似乎相反。聖人認可“無”，但是“無”又難以言說闡釋，所以表述必然要說到具體的“有”，而老、莊其實也不是完全否定“有”，因闡釋“有”之局限故而至於“無”。這樣在“有”與“無”這兩個對立範疇中，儒道達到了基本的一致，而不是相反至於衝突；聖人與老子、莊子基本站在了一起，思想相近，地位相仿。儒道相通的主要障礙渙然冰釋，玄學的發展根本阻力消散。王弼還創造性地解決了一係列儒家與道家的思想性方麵的溝通問題，如提出“名教出於自然”的觀點，解決了儒道這方麵的衝突；以闡釋“無”的本體論意義與具體功能性意義，解決了“無為”與“有為”的關係；通過闡釋“性”與“情”的關係，解決了聖人人格的凡性與聖性關係，從而解決了聖人因長期神化而帶來的很多弊端。王弼在玄學發展上，還更新甚至獨創了許多學術研究的方法，使他的玄學體係變得史無前例的嚴密和係統化。他吸收了名家的邏輯方法，對儒道原有的許多範疇作辨析名理的工作，使他的學術體係井然有序；他改革了以前注經的煩瑣不得要領，注《周易》《老子》都是既有具體入微的闡釋，也有提綱挈領的方法論綜述；他大力運用以經注經的方法，不僅溝通了各種儒家經典之間義理上的聯係，還與道家經典溝通，真正是學術上通達無礙，使學術境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在注《周易》時多次引用《莊子》來闡釋易理，不僅內涵更加清晰，而且首開玄學向莊子發展的先導，使三玄（《周易》、《老子》《莊子》）開始全部出現，為以後至“竹林七賢”玄學向《莊子》發展導其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