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崇尚無為的政治家。正始名士都熱心政治，何晏也不例外。在太和年間，何晏他們大力舉行清談，談論的主題又是品評社會要人，議論政治大事，一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時人以為動搖了社會局勢，因此導致曹叡多次下詔抑製，可見他們的政治熱情。正始年間，何晏作為吏部尚書，掌人才的選拔與任用之職，參與最高決策，他的政治思想也有明顯的表現。處於動蕩之餘的時期，又親曆三代領導人的統治，何晏對治國也有自己的觀點與方略，那就是：崇尚無為。何晏實際為官的時間也不是很長，曆史上又沒有多少記載，他在政治上的具體謀略和舉措，我們自然難得其詳，但是其思想傾向還是清楚的。何晏思想雜糅眾家，而政治上應該比較傾向於老子道家。他本有注《老子》的打算，“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世說新語·文學》）並發老子與孔聖人同列之論。除了《道德論》，何晏還作有《無名論》《無為論》《老子雜論》（或曰《老子講疏》）等闡發老子思想的著作。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清靜無為的社會。明帝時，他作《景福殿賦》，在一片歌功頌德的間隙，不時插入一些“無為”的音符。結尾處：“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真是無為之上德。正始年間以他為核心的名士集團的政治改革，主題即合並行政結構，以除冗清繁；官員選拔體製亦由三權牽製，改為各司其職，避免繁瑣。這種“無為”政治觀念，實際也影響了他改革的效果和政治前途，乃至生命。對客觀形勢，他並不糊塗，但麵臨生死竟毫無辦法，人勸其勇退，但並無退，一仍局勢“自然”發展。他對草包曹爽無進諫之法，對司馬氏的陰毒殘忍也無應對之策，成了“無為”的悲劇政治家。
其四，才情突出的清談家。何晏在正始名士中是以才情突出而著稱的。陳壽著《三國誌》的《何晏傳》僅僅四十六字，連生與卒都沒具體記錄，卻明確寫著：“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幾過其傳全文之半。明帝時期，並沒重用何晏，但是讓他經常跟在皇帝後麵，差不多是文學侍從之職，隨時應命為詩作賦，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這也是何晏文學才情優異所致。當然，何晏的才情更多地表現在清談上。魯迅說，何晏是清談的祖師。清談玄理之風確為何晏所煽。清談的題材主題等，也與何晏有關。魏晉名士清談，以玄理為主，兼及人物品評等等，與漢末以社會現實與政治狀況為主的清議不同，為何晏所鼓；清談時，談客以論難為主要形式，通過辯論來探討學術問題並決出勝負，也是何晏所主；特別是清談過程中談客間的平等自由風氣，更是何晏所創。“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複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說新語·文學》）何晏家就是清談場，他與人談論，隻求玄理精妙，不以年輩、地位壓人，而是純以討論學術，自由交流角勝。他之以吏部之尊稱賞布衣秀才管輅，以長輩推崇天才少年王弼，都體現了這一點，這也是他能成為青年俊彥領袖的重要原因。何晏的平等自由，也是魏晉名士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然，後代又發展到“無上無下”，擯棄儒家之彬彬有禮。這種不同地位、出身、年齡的人能夠平等自由地交流思想，辯論議題的風習與儒家的禮製相違，因此後代漸漸消失了，這是相當可惜可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