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名士恰巧遇上曹與馬生死決鬥的曆史時期，因此他們的命運就必然地與這場搏鬥緊緊聯係在了一起。
從整個曆史進程來看正始名士的出現，應該說他們曆史性地承擔了新的社會政治理論的建構任務。自西漢武帝時開始的儒學一統的局麵，在經過兩漢學者皓首窮經的近三百年“經學”運動，已經呈現僵化態勢。自東漢中後期如王充、馬融等等具有“雜學”的思想家的改造甚至衝擊，西漢初曾盛極一時的黃老之學，經過長期的潛伏又漸漸抬頭，成為士林普遍的喜尚。在曹操將各地方士集中京城後，這些道家方術也逐步在社會上流產生著意想不到的影響。到魏晉之際，儒道兼綜已經是許多學者自覺自然的思想趨向。馬融與鄭玄的經學明顯已經有援道入儒的萌芽。再從統治者的治國方略看，東漢桓靈之時，已經開始尊崇老子。曹操雖然從統治效果考慮，雜取各家之術，沒有一定之規，但是對儒家相對疏遠，更重視法術刑名。曹丕與曹叡，重視儒學，但是不僅社會思潮難以簡單地通過行政措施統禦，而且他們自己也不是純粹的儒家信奉者，因此統治思想從一般的戰亂臨機變異，缺乏一以貫之的思想理論，到具有可以長期奉行的政治思想，需要建構一個新的理論體係。這時的何晏、王弼等思想家似乎自覺地承擔起了這個使命。
何晏他們雖然也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並對此有很高的興趣，但是他們的主要愛好與貢獻卻是在思想理論方麵。自曹爽秉政，曹丕父子的高壓減去，思想界似乎得到了解放。他們在社會上活躍起來，著書立說，還開展了經常的廣泛的討論，即清談。他們討論的問題很多，例如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本與末的關係，提出“名教出於自然”、崇本息末等劃時代的新觀點，這些觀點主要是對統治的根本思想而言的，雖然主在儒道融合，但明顯有儒道並舉的傾向，這與四百年漢代的傳統相異，也與曹氏三代領導人的治國方略不同了。他們討論老子與孔子（聖人）的關係，還討論聖人有情還是無情的問題，認為聖人也是有情的，隻是長於調控，與世俗小民任情而為不同。這樣的議題與觀點，完全把聖人拉下聖壇，由神複原到人，簡直有革命性的意義，這在儒學一統的漢代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的思想，不僅僅表現在論述的問題與提出的觀點上，尤其表現在所運用的思想方法上。如果說漢代的經學大師馬融、鄭玄他們還是羞羞答答地借道釋儒，使經學研究產生出許多具體的新義，那麼何晏、王弼他們就是大膽地援道入儒，援儒入道，儒道並舉，融合儒道，已經把傳統的獨一無二、神聖的經學與道學相提並論了。雖然漢代王充等人已經運用其雜學，闡述其獨創的思想，但是他的儒學本位主義立場還是非常堅固的，所批評的隻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枝節問題上的觀點。而何晏他們的革命，就是從兼綜各家的立場，創立一個新的思想體係，即不僅放棄了某家獨尊或某家為主等先決態度，綜采諸家以成一家之說，而且他們以前所未有的勇氣與能力，揚棄了以往那種以闡釋具體問題為主的思想方法，在闡述自己思想時以一個完整而周密的理論體係形式出現，以體係統禦具體闡釋，以具體闡釋體現思想體係，特別是王弼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理論體係的品位很高，以往的諸子著作是難以匹敵的。體現他們理論水平的另一個方麵是，他們自覺運用了一係列範疇，尤其是相對性範疇來論述自己的思想，如有與無、本與末、母與子、象與意、言與象、言與意等等，雖然這些範疇不少是在前人著作中已經出現過，但是何晏他們把這些範疇及其之間的關係，放在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中作出了嚴密而深刻的論述，形成，一個思慮精密的理論體係。前人的論述多以具體問題現之，因此一些範疇及其闡釋大多具體，瑣碎，甚至歧義頻出。何晏他們的論述以體係統禦具體闡釋，因此範疇的係統意義鮮明，而且思辨性很強，與傳統的就事論事的思想方式相差很大，確實現出了完整體係的特征。因此，正始名士們無論思想水平還是思維品位，在我國的思想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貢獻是巨大的。在此，有一點前人似乎忽略而我們覺得特別重要的應該著重指出，正始名士對許多玄學問題的探討非常認真，顯示出一定的科學態度。漢代的經學多門戶之見與門戶之防。兩漢由於經學與士人的仕途經濟緊密聯係在一起，通一經猶如掌握了通向高官厚祿大門的鑰匙，各家秘而寶之。以致一經就有懸殊的幾家之學，互相之間不通氣息。正始名士們卻是常常在公開場合當眾互相攻難辯論，絕無秘而藏之的想法，而且各騁其才，以決勝負，一場接著一場，勝者為眾人欽服。王弼年未弱冠，而玄學才能突出，不僅口才常常勝過何晏，尤長於闡釋《老子》與《周易》，何晏非但沒有妒忌，相反真心推服，以自己吏部之尊與學界領袖的身份向社會名流推介，使他很快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玄學翹楚。這種誠於學術的精神，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僅魏晉間大放異彩，而正始名士首開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