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誌向高遠。他未冠時所作的《登台賦》雲：“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將齊桓公、漢文帝這樣的史有定論的偉人都不足其觀，可見其胸襟眼界之偉。從他所寫的大量對古代帝王讚頌之作看，他眼中的盛世應該是傳說中的聖明之君的統治。“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因以蔑《韶》《夏》矣！”（《與陳琳書》）顯然比儒家的文武世界還要高遠。尤其令人感懷的是曹植對自己誌向的持之以恒，堅定不移。他先後寫過《求自試表》《自試表》，在曹丕、曹叡父子當政期間反複陳述自己希望一展宏圖的苦心，還以《美女篇》《雜詩》（“南國有佳人”）等委婉曲折的象征手法表達自己的深衷。至於如《白馬篇》這樣用形象方式描寫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的篇什就更多。曹植的內心世界，始終欲在可以銘刻金石的功業方麵有所作為，不願僅僅食王侯之祿而無尺寸之功，當然也不滿意隻是作為一個文學家名世，將文學創作作為自己的功業，因為他對文學創作隻是喜愛而已：“仆少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並沒有當做自己的理想事業。問題在於，曹植的理想雖然有益於世，也合乎情理，但是他自己並不認識僅僅有理想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實現理想的主客觀條件，而曹植顯然缺乏這方麵必需的條件。他是否具有這樣的才能暫且不說，他不具備在政治舞台上馳騁的基本素質，當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前人所論已多，尤其是曹操在世時候有實踐理想的客觀條件，但他沒有也不會抓住機會，而完全失去可能性的時候，他倒是想去建功立業了，這樣不識時務的人，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嗎？
無論對曹植的遠大而堅定的誌向作何評價，他具有儒家的“不朽”之念是肯定的，這似乎與後來的名士大不相同。實際上，後來的名士們雖然追求逍遙自在的人生境界，但是對蒼生，對家族的責任並不是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全然沒有，而是因時勢的變化而發生了變異。
好美。《三國誌》本傳的話很容易讓人發生誤解：“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靡。”視此，似乎曹植不愛華美。對此，應該有所辨析。建安年間，社會經濟很長一段時間相當艱難，對曹魏來說，軍事第一。此間，曹操嚴禁華豔，曹植的妻子曾因穿著華麗而被殺；又頒布禁酒之令。這些就是戰時生活決定的。到建安後期，戰事不那麼頻繁了，中原也漸漸恢複元氣了，鄴城的生活漸現浮華。這前後是很難同日而語的。《三國誌·王粲傳》裴鬆之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敷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頌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焉？’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誺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亢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這一段文字所述之事，曆來都以顯示曹植非凡之才的例證。其實，事例本身具有多元信息，因此我們解讀時還可以從此看出曹植愛好華美的個性。大熱天敷粉，其粉飾的美化自不待言。曹植的敷粉，在建安時代屬於較早的，後麵要到正始名士時期，才有比較多的敷粉現象。為了表現自己的才能，曹植幾乎竭其所能，既有武夫所為之能，更有文人所長之才。有雅才，也有俗能。有曆史評論，也有現實政事。有文賦，也有兵法。這樣的表演，以美學標準衡之：華靡也！恰如文學表現中的“賦”法，極度地鋪張揚厲。文學史上，曹植的作品風格：“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詩品》卷上）無論是“詞采華茂”還是“體被文質”都是華美的同義詞。曹植詩歌的語言華美，音律和諧，對偶整麗，時有暗合格律者，這些現象不可能純屬偶然，應該也有他自己努力創造追求的因素在。至於他的散文，相當接近後來的以華麗為主要特征的駢文，也明顯可以看出他用功之處。
曹植愛好甚至可以說追求華美的審美意識，在當時屬於少數派，但是到西晉就成為時代風尚。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付之以行為，並成為人格特征的，那就是魏晉名士的風度。曹植的人格形象，後代的名士們相當仰慕，因此其影響之大就不待多言了。